飞鸟尽,良弓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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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天二年(公元713年)七月,唐玄宗李隆基以雷霆手段铲除太平集团,从太上皇李旦手中夺取了最高权力,成为名副其实,乾纲独断的大唐天子,从此开始亲政。十一月,李隆基接受群臣敬献的尊号,称“开元神武皇帝”。十二月初一,朝廷大赦天下,改元开元。

自此,大唐帝国的历史掀开了全新的一页。

然而,大权独揽的李隆基并不能从此高枕无忧。

因为他是一个靠政变起家的皇帝,所以,他自然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政变的威力,也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政变的危害。说白了,既然他可以通过权谋和武力从别人手中攫取权力,别人凭什么就不能用同样的手段从他手中夺取政权呢?

尤其让李隆基感到忐忑不安的是——曾经帮他在一次次权力斗争中夺取胜利的这批功臣,一个个都是搞政变的行家里手。换句话说,这些政变功臣当初表现出的能力越强,手段越是高明,如今对李隆基构成的潜在威胁就越大,让他感到的担忧和恐惧就越深……

虽然在铲除太平,坐稳皇位后,李隆基给予了这些功臣极其丰厚的赏赐,无论是官职、爵位,还是田园宅邸、金银绸缎,李隆基都毫不吝啬,慷慨赐予,可关键的问题在于——人的欲望是会膨胀的。谁又敢保证,他们能够满足于已经到手的一切,而不会觊觎更多,贪求更多呢?

不管别人怎么认为,反正李隆基绝不敢对此掉以轻心。

因此,革命虽已成功,但李隆基仍须努力,努力肃清有可能威胁皇权的所有因素。

头一个被李隆基“鸟尽弓藏”的功臣,是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郭元振。

由于手握兵权,所以他首当其冲。

在七月初三的政变中,郭元振因率兵“侍卫”(实则软禁)太上皇有功,事后进封代国公,赐食邑四百户,赏绸缎一千匹。这当然是极大的荣宠。几乎所有人都认为,这个位极人臣,功高权重的郭元振一定可以在玄宗一朝荣宠一生,富贵终老,包括郭元振自己都对此深信不疑。

但是,他万万没有料到,这一切都只是过眼云烟。

短短三个月后,他一生的荣宠就都化成了梦幻泡影……

这一年十月十三日,玄宗李隆基在骊山(今陕西临潼县东南)脚下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,集结的部队多达二十万人。平原上大风猎猎,旌旗招展,军阵绵延五十余里。李隆基一身戎装,御驾亲临,文武百官随驾扈从。整个阅兵式规模空前,场面极为壮观。

作为宰相兼兵部尚书,郭元振自然是这场大阅兵的总指挥,同时也是最高责任人。

阅兵式开始后,所有人都兴致勃勃,惟独观礼台上策马而立的天子一直眉头紧蹙,脸色阴沉。

没有人注意到天子的脸色,当然更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
阅兵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,天子李隆基突然发出一声怒喝,命人即刻逮捕郭元振。随行百官尽皆失色,目瞪口呆,不知道天子这是唱的哪一出。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,郭元振已经被五花大绑地带到了帅旗下。李隆基二话不说,当即以“军容不整”为由,下令将郭元振就地斩首。

面对这从天而降的杀头罪名,郭元振惊骇莫名,吓得说不出一句话。和他同样感到震骇的,还有与他同为功臣的刘幽求和张说。先天政变后,刘幽求已入朝担任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三品,封徐国公;张说也已官任中书令,封燕国公。此时此刻,虽然他们和在场众人一样都感到有些手足无措,且一时也摸不清天子突然变脸到底意味着什么,但无论是作为百官之首的宰相,还是作为与郭元振有着相同背景的功臣元勋,刘、张二人都没有理由对此保持缄默。于是天子话音刚落,刘幽求和张说便双双跪倒在天子马前,高声谏言:“元振有大功于社稷,不可杀!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〇)

刘、张二人说郭元振“有大功于社稷”,不仅是指他在先天政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,同时也是指他从政多年为帝国立下的赫赫功勋。早在武曌当政时期,郭元振就已经是朝野皆知的一位名将,在抗击突厥和吐蕃的战场上屡立战功,素以治军严整,擅长边务著称。武周末年,郭元振出任凉州都督,史称其“善于抚御,在凉州五年,夷夏畏慕,令行禁止,牛羊被野,路不拾遗”。(《旧唐书·郭元振传》)

可想而知,这样一个出将入相,各方面经验都极为丰富的军政元老,几乎是不太可能在“骊山讲武”这样的重大场合犯下“军容不整”这种低级错误的。说到底,所谓的“军容不整”,无非就是李隆基罢黜功臣的一个借口罢了。

当然,李隆基的目的只是想解除郭元振的兵权,而不是非杀了他不可,所以当刘、张二宰相出面求情的时候,李隆基便就坡下驴,赦免了郭元振的死罪,但削除了他的所有官爵,将其流放新州(今广东新兴县)。|||||

郭元振一生显赫,历事四朝,不料晚景竟如此凄凉,朝野闻之,无不欷歔感慨。“自恃功勋”的郭元振本人更是满腹冤屈,“怏怏不得志”。两个月后,朝廷改元开元,大赦天下,郭元振被赦免,起用为饶州(今江西波阳县)司马。但是经过这次沉重打击,郭元振的心境和身体状况都已大不如前,所以未及走到饶州就一病而殁了。

郭元振的贬死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,标志着玄宗罢黜功臣的大幕已经轰然拉开。

紧继郭元振之后被罢黜的功臣,就是曾替他说情的刘幽求和张说。

不能不说,当初刘、张二人之所以站出来帮郭元振求情,本身就有些兔死狐悲,物伤其类的味道。郭元振遭流放后,他们更是不可避免地生出了唇亡齿寒的忧惧。

张说最先察觉到了危险的降临。

就在骊山阅兵的数日后,张说就通过可靠渠道获知,玄宗准备征召姚崇(几年前被太平公主平排挤出朝,时任同州刺史)入朝为相。张说与姚崇素来不睦,因此大为恐慌。骊山一幕本来已经让他成了惊弓之鸟,如今又听到老对手即将回朝复相的消息,张说更是寝食难安,于是立刻行动起来,授意御史大夫赵彦昭对姚崇进行弹劾。

然而玄宗却不为所动。

张说不甘心,马上又去找与他私交甚笃的殿中监姜皎,想了一个办法,让他出面阻挠姚崇回朝。姜皎依计而行,找了个机会对玄宗说:“陛下不是一直苦于找不到河东总管的合适人选吗?臣如今帮陛下物色了一个。”

玄宗眼睛一亮,忙问:“谁?”

姜皎心下暗喜,朗声答道:“同州刺史姚崇文武全才,乃是河东总管的不二人选。”

姜皎原本以为张说此计甚妙,因为如此一来,既可不着痕迹地阻止姚崇入朝,又能在天子面前表现自己为君分忧的忠心,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情。

可姜皎打错了如意算盘。

玄宗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。

他话音刚落,玄宗就发出了一声冷笑,说:“这都是张说的意思吧?你竟敢当面欺君,论罪当死!”

姜皎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,慌忙伏地叩首,拼命谢罪。

张说万万没想到,自己机关算尽,结果反而加快了姚崇回朝的步伐。玄宗随后便遣使召回了姚崇,拜其为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,补了郭元振的缺。两个月后,又让他兼任中书令(时称紫微令),大有彻底取代张说之势。

眼看自己随时可能出局,张说惶惶不可终日。

人一急就容易出昏招,张说情急之下就做出了一个十分愚蠢的举动,竟然暗中跑到岐王李范的府上,向他大表忠心。

当朝宰相与宗室亲王暗通款曲,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?往轻了说,这叫行为不检;往重了说,这叫阴谋篡逆!尤其对玄宗李隆基这种非正常即位的皇帝来说,大臣和亲王背着他眉来眼去,勾肩搭背,更是一种最让他感到恐惧和愤怒的行为,一种绝对不可饶恕的行为!

张说的一举一动都被老对手姚崇看在了眼里。

有一天,姚崇奉召入对,走进殿中的时候,故意装出一瘸一拐的样子。玄宗问他:“有足疾乎?”姚崇答:“臣有腹心之疾,非足疾也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〇)

玄宗大为诧异,追问他到底怎么回事。姚崇不紧不慢地说:“岐王是陛下爱弟,张说乃宰辅重臣。日前,张说竟然私下拜诣岐王,臣担心岐王受其蛊惑,故而为此忧心。”

居然有这回事?

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。

开元元年(公元713年)十二月末,玄宗断然罢去张说的相职,将其贬为相州(今河南安阳市)刺史;同日,刘幽求亦被罢相,贬为太子少保。

刘幽求一向自视甚高,经常自诩为拥立玄宗的第一功臣。唐隆政变中他功劳最大,可事后也不过当上了中书舍人,虽然有“参知机务”之权,可充其量也就是个三级宰相。先天元年,他为了巩固李隆基的皇位,发动政变未遂而遭流放,其后又险些被太平一党害死。如今玄宗亲政了,他好不容易从岭南回到朝中,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尚书左仆射,可是屁股还没坐热,便又无故遭贬。对此,刘幽求自然是愤愤不平,因而不免“有怨望语”。

和刘幽求同病相怜的,还有很早就靠边站的钟绍京。唐隆政变后,钟绍京只当了几天的中书令就被罢为户部尚书,不久又贬为蜀州刺史。玄宗即位后,他回朝复任户部尚书,但是随后又被贬为太子詹事,和刘幽求一样坐了冷板凳。面对如此际遇,钟绍京当然也是牢骚满腹,所以时常和刘幽求一起慨叹时运不济。

刘、钟二人的怨言很快就传进了一个人的耳朵。

他就是新任宰相姚崇。|||||

姚崇很清楚,虽然他和刘幽求他们一样,都是李隆基的心腹股肱,但是单纯从拥立李隆基为帝的角度来说,刘幽求等人的功劳是远远大过他的。所以姚崇觉得,如果不将刘幽求等人彻底排挤出朝,他的宰相之位就不可能牢固,更难以放手施政。

为此,姚崇毫不犹豫地告发了刘幽求和钟绍京。

开元二年(公元714年)闰二月,玄宗命姚崇对刘幽求和钟绍京立案审查,准备治罪。刘、钟二人不服,不断上疏抗辩。

其实,无论是玄宗还是姚崇,他们的目的一样,只是想把刘幽求等人逐出朝廷而已,并不希望事态扩大。所以,当刘、钟二人极力抗辩,事情一度陷入僵局的时候,姚崇便又恰到好处地站出来打了一个圆场。他与另两个新任宰相卢怀慎、薛讷联名,向玄宗奏称:“幽求等皆功臣,乍就闲职,微有沮丧,人情或然。功业既大,荣宠亦深,一朝下狱,虑惊远听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一)

这几句话的意思是:刘幽求等人都是功臣,忽然转任闲散职务,心情难免沮丧,此乃人之常情。功劳既大,所受的荣宠也深,一旦逮捕下狱,恐怕会惊动朝野舆论。

姚崇的言下之意,就是暗示玄宗见好就收,不宜把事情做得太绝。

玄宗心领神会,当即贬刘幽求为睦州(今浙江建德市)刺史,并把他的七百户封邑削掉了六百户,同时贬钟绍京为果州(今四川南充市)刺史。

不久,在姚崇的积极配合下,玄宗又把王琚、魏知古、崔日用等人也先后贬出了朝廷。

至此,昔日辅佐李隆基君临天下的政变功臣基本上已被贬黜殆尽。

这就叫飞鸟尽,良弓藏。

此乃政治角斗场上的游戏规则,自古皆然。更何况,为了彻底改变自神龙革命以来政变频仍,皇权危弱的局面,李隆基也只能这么做。

《新唐书》称:“幽求之谋,绍京之果,日用之智,琚之辩,皆足济危纾难,方多故时,必资以成功者也。然雄迈之才,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,诚不可与共治平哉!姚崇劝不用功臣,宜矣。”这“不可与共治平”一语,道破了玄宗罢黜功臣的个中原委。

从历史上看,这“鸟尽弓藏,兔死狗烹”的一幕,几乎也是每个强势帝王为了巩固皇权,开创大业而必修的一课。尤其对李隆基这种非嫡长子出身,并且靠政变上台的皇帝而言,这更是他亲政之初的势在必行之举。

作为睿宗庶出的第三子,相对卑微的出身始终是李隆基的一块心病。所以,如果想要坐稳皇位,他就必须在摆平功臣的同时——再摆平宗室。

当时,能够对李隆基构成潜在威胁的宗室亲王,就是他的四个兄弟和一个堂兄(豳王李守礼)。一开始,李隆基对五王采取的主要是怀柔手段,“专以衣食声色蓄养娱乐之,不任以职事”,让他们在富贵温柔乡中当逍遥王爷。

每当政务之余,李隆基总是陪五王一起寻欢作乐,彼此间不以君臣相称,而以家人之礼游处,有时候一起到郊外击毬、游猎,有时候召他们入宫一同宴饮、斗鸡、下棋、吟诗作赋、演奏乐器,待酒足饭饱,笙歌散尽之后,就用特制的“长枕大被”,“与兄弟同寝”。据说,要是诸王偶染微恙,李隆基便会为之“终日不食,终夜不寝”。有一次薛王李业生病,李隆基甚至亲自为其熬药,以致胡须不小心被火烧着了,左右大惊失色,连忙扑火,李隆基却说:“但使王饮此药而愈,须何足惜!”由此,朝野上下都交口称赞天子李隆基“素友爱,近世帝王莫能及”。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一)

继感情笼络之后,李隆基又在制度上采取了防范措施。开元二年六七月间,在宰相姚崇等人的建议下,玄宗把五个兄弟都外放到了地方上担任刺史,并且规定:五王到任后不负责具体政务,一切州务都交由僚佐处理。到了开元八年左右,玄宗的皇权已经相当巩固了,才让五王陆续回到了长安,授予了他们司空、司徒等荣誉衔,同时严禁他们“与群臣相结”。

就这样,在玄宗的情感安抚和制度约束之下,这些亲王都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,在余生中始终表现得临深履薄,谦恭谨慎,让一些野心家即便想利用他们搞阴谋也无从下手。有些侥幸之徒想要轻举妄动,到头来也只能自遗其咎,招致祸败。比如开元八年,有几个朝臣就跟岐王李范、薛王李业走得很近,企图背着玄宗搞一些小动作,最后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贬谪流放的下场。

事后,李范和李业惶恐不安,主动向玄宗请罪,李隆基还安慰他们说:“我们兄弟亲密无间,都是一些趋炎附势之徒强相托附,我不会责怪自己的兄弟。”最后,为了表明自己对兄弟的真情,李隆基甚至赌咒发誓说:“倘若我有心猜忌兄弟,就让我天诛地灭!”|||||

就这样,李隆基以他的高明手腕巧妙地摆平了功臣和宗室,消除了所有潜在威胁与后顾之忧,牢牢握住了他的帝王权杖。

不可否认,在处理功臣和宗室的问题上,李隆基的做法具有浓厚的权谋色彩。但是,和历史上那些为了巩固皇权而翦除功臣,诛杀兄弟的皇帝比起来,李隆基采取的手段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。他充其量只是做到了“飞鸟尽,良弓藏”,而没有发展到“狡兔死,走狗烹”的地步。

换而言之,李隆基身上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人情味。用一句经典台词来说:“没有人情味的政治是短命的。”唐玄宗李隆基之所以能在皇帝的位子上一坐就是四十五年,而且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,其中一个主要原因,也许就在于他的人情味,在于他执政手段的温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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