姚崇:为盛世奠基(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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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李隆基摆平功臣和宗室的过程中,宰相姚崇一直与他默契配合,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。但令人奇怪的是,同样作为玄宗昔日的亲信,姚崇为何没有遭遇“兔死狗烹”的命运,反而能得到玄宗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倚重,从而位极人臣,独揽朝纲呢?

究其原因,应该有以下三点。

首先,姚崇虽然和郭元振、刘幽求等人一样,都是玄宗政变的支持者,但他并没有直接参与,因此也就无所谓什么“功高震主”“尾大不掉”,对玄宗的皇权当然也就构不成威胁。其次,姚崇是三朝宰相,素以“吏事明敏”,精明强干著称,玄宗要追求天下大治,自然需要这种富有执政经验的大臣辅佐。最后,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——姚崇忠于人主,深明君臣大义。

有一则故事很能表明姚崇的这种节操。

那是在神龙政变成功后,女皇武曌被软禁上阳宫,姚崇作为武曌一手提拔起来的宰相,虽然追随张柬之等人参与了政变,但得知女皇被软禁之后,还是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感的泪水。别人都兴高采烈,惟独他一个人“呜咽流涕”。张柬之见状大为不满,警告他说:“今日岂是啼泣时?恐公祸从此始。”

姚崇说:“事则天岁久,乍此辞违,情发于衷,非忍所得。昨预公诛凶逆者,是臣子之常道,岂敢言功;今辞违旧主悲泣者,亦臣子之终节,缘此获罪,实所甘心。”(《旧唐书·姚崇传》)随后,姚崇果然被逐出了朝廷,贬为亳州刺史。

像这样一个忠于旧主,性情坚贞,绝不与时俯仰的臣子,有哪一个皇帝不喜欢呢?又有什么理由让李隆基不放心呢?

当然没有。

因此,姚崇必然会成为辅佐玄宗开创盛世的不二人选。

姚崇没有让李隆基失望。

据说,姚崇于先天二年十月奉密诏赴骊山觐见玄宗时,一见面就提出了十个条件,相当于跟皇帝“约法十章”,声称若是玄宗不答应,他便拒绝出任宰相之职。(《新唐书·姚崇传》)

居然会有如此牛逼的臣子,皇帝让他当宰相,他还和皇帝讲条件。

是的,姚崇就是如此牛逼,否则他就不是姚崇了。

当然,姚崇之所以敢跟玄宗讲条件,是基于两个判断:一、玄宗为人豁达大度,有容人之量;二、玄宗锐意求治,亟需一套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。

果然不出姚崇所料,虽然他的倨傲态度让玄宗颇有些诧异,但玄宗还是流露出了浓厚的兴趣,表示很想听听他所谓的“十事”。

姚崇随即侃侃而谈,向玄宗提出了他的十条政治建议:一、施政以仁义为先;二、不谋求对外扩张;三、执法从亲近之人始;四、宦官不得干预政事;五、对百姓除租赋之外不得苛取;六、皇亲国戚不得担任台省要职;七、对臣下接之以礼;八、鼓励犯颜直谏;九、停止建造各种佛寺道观;十、杜绝外戚干政。

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十事要说”。

此“十事”,与其说是宰相跟皇帝的十条约法,不如说是姚崇的十大施政纲领。当时玄宗求治心切,此“十事”又皆为切中时弊之言,所以玄宗欣然接受,全盘采纳。

从玄宗朝廷日后出台的种种政治举措来看,基本上都是以这十大纲领作为指导思想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姚崇所言的“十事”,实际上就是一整套针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治国方略。正是这一套方略的推行实施,玄宗朝廷才会呈现出一派励精图治、任贤纳谏、清正廉洁、抑奢求俭的政治新气象,从而使得“贞观之风,一朝复振”。(《旧唐书·玄宗本纪》)

玄宗深知,姚崇是一个栋梁之才,只因这些年来政局紊乱,仕途颠沛,所以他一直没有机会施展才干,如今所有的障碍既已清除,自然要给他提供一个广阔的舞台,好让他放手大干一场。史称开元之初,“上初即位(实际应为“初亲政”),励精为治,每事访于元之,元之应答如响,同僚唯诺而已,故上专委任之”。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〇)

然而,玄宗固然敢于“专委”放权,姚崇复相之初还是有些放不开手脚。就算是任命一些低级官吏,姚崇也要一一禀报,不敢自专。有一次,玄宗听完他的奏报,忽然仰头望着房梁,一句话也不说。姚崇再三言之,玄宗却始终沉默。姚崇又惊又疑,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,只好怏怏告退。

姚崇退下后,玄宗的心腹宦官高力士忍不住问:“陛下刚开始治理大政,宰相奏事,可与不可都当面议,陛下为何一言不发?”

玄宗面露不悦之色,说:“朕把政务交给姚崇,有大事理当奏闻,可像这种任命郎吏的小事,他自己完全可以定夺,又何必事事来烦朕?”|||||

高力士恍然大悟,随后便把皇帝的这个指示精神透露给了姚崇。姚崇闻言,所有的忧愁和顾虑一扫而光,从此大胆秉政,“独当重任”,于大小政务“断割不滞”。当时的另一个宰相卢怀慎自知才干不及姚崇,于是“每事皆推让之,时人谓之‘伴食宰相’”。(《旧唐书·卢怀慎传》)

有一次,姚崇家中办丧事,请了十多天假,朝堂中政务公文堆积如山,卢怀慎不敢决断,只好向玄宗请罪,没想到玄宗却说:“朕把天下事交给姚崇,卿等坐观其成就可以了。”

姚崇假满归来,没几天就把积压的政务全部处理掉了。众人大为叹服,姚崇亦颇为自得,忍不住问中书舍人齐澣:“我当宰相,比起管仲、晏子如何?”

齐澣略微沉吟,答:“管、晏之法,虽不能施于后世,至少用其一生。而公所订之法,随时变更,似乎不及二人。”

姚崇又问:“那么你对我作何评价?”

齐澣道:“公可谓‘救时宰相’。”

姚崇大笑,把手中毛笔一掷,说:“救时宰相,也殊为难得了!”

姚崇理政,善于权变,因事制宜,从不墨守陈规,且办事雷厉风行,注重实效,所以“救时宰相”之誉,亦可谓恰如其分,实至名归。姚崇的上述执政风格,在随后展开的灭蝗斗争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开元三四年间,黄河中下游地区连续爆发了大规模蝗灾。蝗虫过处,千里赤地,颗粒无收。在古代农业社会,蝗灾所造成的损失无疑是各种自然灾害中最为严重的,如果对治不当,不仅国家的粮食储备会出现问题,还会造成大量的灾民和流民,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,甚至动摇统治根基。

所以,如何对付这场前所未有的蝗灾,就成了姚崇最后一任宰相生涯中最严峻的挑战。

蝗灾始发于开元三年(公元715年)夏。古代人笃信天人感应之说,认为蝗灾是一种天谴,人力不可违抗,因而面对铺天盖地、漫山遍野的蝗虫,各地的官员和百姓都不敢捕杀,而是一味焚香祭拜,修德禳灾,希望以此感动上苍,使蝗灾自灭。

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。人们拜得越虔诚,蝗虫就繁殖得越厉害,最后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田中的农作物被蝗群吞噬殆尽。对此,各地官员心急如焚,却又束手无策。

姚崇闻报后,立即上奏玄宗,强烈建议派遣御史分赴各地,组织当地的官员和百姓捕杀蝗虫。可朝臣们多以为蝗虫数量太多,难以除尽,玄宗对此也是满怀疑虑。

姚崇坚持说:“如今蝗满山东(崤山以东),且繁殖速度极快,为历来所罕见。河南、河北百姓,储粮不多,倘若农田无收,必定流离失所,事关百姓存亡,社稷安危,切不可犹疑拖延。纵使除之不尽,犹胜养以成灾!臣知陛下有好生恶杀之德,故此事无须陛下颁布诏书,只须臣下发牒文,督促各地灭蝗。若仍除之不尽,请陛下将臣的官职爵位全部削除!”

这就叫“有功归于上,有过归于己”。

这是一种为官的智慧,也是一种做人的勇气和担当。

既然姚崇都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,玄宗当然没有理由再表示反对。

可是,就在这个时候,平日里唯唯诺诺,对姚崇惟命是从的宰相卢怀慎却站了出来,再次反驳说:“蝗是天灾,岂能以人事对治?外间舆论均以为此法不妥,况且杀虫太多,有伤天地和气。此事尚可商榷,请公三思。”

姚崇厉声应道:“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?若使杀蝗有祸,崇请当之!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一)此言一出,卢怀慎哑口无言,满朝文武也顿时噤声,于是此议遂定。

随后,姚崇立即行动起来,一边发文,一边派遣御史分赴各地。他还在牒文中提出了灭蝗的具体办法:根据蝗虫夜间趋火的特点,“夜中设火,火边掘坑,且焚且瘗(yì,掩埋),除之可尽”。(《旧唐书·姚崇传》)

为了提高百姓灭蝗的积极性,姚崇还采取了特殊的赈灾办法,将赈粮数量与灭蝗数量挂钩,“采一石者,与一石粟;一斗,粟亦如之”。(《朝野佥载》)

采取了上述措施后,一度肆虐的蝗灾得到了较为有力的控制。“是岁,田收有获,民不甚饥”。(《旧唐书·玄宗本纪》)

开元四年(公元716年)春夏之交,蝗灾再次爆发。姚崇按照去年的经验,任命一批御史为“驱蝗使”,分赴各地组织灭蝗。不料,前往汴州(今河南开封市)的御史却遭到了当地刺史倪若水的强烈抵制。即便已经有了去年收效甚著的灭蝗事实,可倪若水还是死抱着旧观念不放,一再声称:“蝗乃天灾,非人力所及,宜修德以禳之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一)拒不执行朝廷的命令。|||||

姚崇勃然大怒,当即发文予以驳斥:“古之良守,蝗虫避境。若其修德可免,彼岂无德致然?”这句话的大意是:古代有德的地方长官,蝗虫不入其境,如果说他是靠修德才免灾的,那你倪若水岂不是因无德才导致蝗灾?

姚崇此言,可谓典型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。倪若水接到牒文后,目瞪口呆,半晌无语,最后只好老老实实地按照姚崇的“焚瘗之法”组织力量灭蝗,结果很快就“获蝗一十四万石,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”。(《旧唐书·姚崇传》)

与此同时,玄宗还颁布诏书,命各地“驱蝗使”严格审查州县官吏在捕蝗方面的成绩,并予以公布,以此作为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之一。

有了姚崇极力推行的灭蝗举措,加上玄宗的支持,灾情总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,“由是连岁蝗灾,不至大饥”。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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