姚崇:为盛世奠基(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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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“开元盛世”几乎就是繁荣和富庶的代名词。

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

其他朝代暂且不论,仅以唐朝自身来看,开元、天宝时期的繁荣和富庶程度,在本朝三百年历史上就是属于空前绝后,登峰造极的。

那么,是什么造就了开元、天宝的富庶呢?

答案有二,一是开源,二是节流。换言之,就是勤奋和节俭。

要想致富,舍此别无他途。小到个人,大到国家,莫不如此。也就是说,倘若没有开元初期自上而下的抑奢求俭,就绝对没有开元中后期和天宝年间的繁荣富庶。

其实,早在姚崇复相之初所提的“十事”中,“施政以仁义为先”“对百姓除租赋之外不得苛取”“停止建造佛寺道观”等主张,就都包含了“抑奢求俭”的思想。

开元二年七月,为了改变自中宗以来“风俗奢靡”的社会现状,玄宗就从自身入手,率先垂范,开始了一场“抑奢求俭”的改革运动。他下诏宣布:“凡是宫中多余的车辆、服饰以及各种金银珠宝器具,都应交由有关部门销毁,以供军国之用;珠宝璧玉、锦绣绸缎,焚于殿前;后妃以下,一律不准穿戴珠玉锦绣。”

三天后,改革对象指向了文武百官:“朝中百官的衣服上、腰带上以及饮酒器具、马勒马镫上,三品以上官员可镶嵌璧玉,四品官员可镶嵌黄金,五品官员可镶嵌白银,余下官员一律禁止;妇人服饰以其夫、其子为准。旧有的锦绣绸缎,全部染为黑色。自今以后,全国范围内一律不准开采珠玉,纺织锦绣,违者杖打一百,工匠杖打八十。”同日,撤销了西京和东都的织锦坊。

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。当年中宗李显喜好享乐,就有了安乐公主价值上亿的“百鸟羽毛裙”,并引发了一场捕杀珍稀鸟类的生态灾难;如今,玄宗李隆基以身作则,力行节俭,朝野上下当然就不敢奢靡了。

在俭朴持身,清廉为政方面,宰相卢怀慎最为世人称道,也最堪为百官表率。

史称其“清谨俭素,不营资产,虽贵为卿相,所得俸赐,随散亲旧。妻子不免饥寒,所居不蔽风雨”。开元四年十一月,卢怀慎病逝,家中毫无积蓄,穷得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。他家唯一的一个老仆人只好把自己卖掉,用所得的钱替主人办丧事。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一)

堂堂帝国宰相竟然困窘若此,委实令人不可思议。

如果史书记载没有夸大其辞的话,那么只能有两种解释:一、开元初年的官员俸禄菲薄,加之卢怀慎为人又慷慨好施,“所得俸赐,随散亲旧”,所以才会穷到这个地步;二、玄宗为了树立清廉政风,故意塑造了这么一个典型,以此作为教育官员和百姓的活教材。

但是,无论我们作何理解,卢怀慎生前的清廉和俭朴都是可以想见的。因为仔细想想,若非他本人确实为官清廉,只要利用手中职权适当搞一点灰色收入,无论他如何乐善好施,总还会留下一点家底,绝不至于买不起棺材;此外,若非他本人确实是穷,就算玄宗想塑造典型,恐怕也是无从下手,总不能故意扣卢怀慎的工资吧?

总之,即便我们仅仅把卢怀慎当成一个特例,但是仅此一例也足以表明——开元初年的官场风气和社会风尚,确实要比中宗时代健康和淳朴得多。

除了卢怀慎,作为首席宰相的姚崇,在个人生活方面似乎也是不讲排场,因陋就简的。史称他在担任中书令期间,在京城竟然连一座宅邸都没有,只好长期寓居在长安大宁坊的一座寺院中。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一)

和卢怀慎穷得买不起棺材一样,姚崇寓居寺庙之事,同样也让人难以理解。难道玄宗真的“节俭”到舍不得赐给宰相一座房子?就算天子不赏赐,难道姚崇自己为官数十年,三次出任宰相,又有好几个儿子在朝为官(并且颇有些灰色收入),这样还凑不起钱买一座像样的房子?

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

稍后我们就将看到,就是因为姚崇那两个宝贝儿子,还有他的一个心腹下属贪赃受贿被揭发,姚崇才被迫引咎辞职的。除此之外,据《旧唐书·姚崇传》记载,姚崇临终前曾“分其田园,令诸子侄各守其分”,可见姚崇生前并不缺财产,自然也就不可能买不起房子。所以他寓居寺院一事,基本上可以认定是在作秀,是为了配合“抑奢求俭”的改革运动而不得不这么做的。

说白了,就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。

然而,就算这只是玄宗和姚崇为了教育官民而安排的一场政治秀,可一个堂堂的宰辅重臣,能够长期摒弃个人享受,置首席宰相的体面于不顾,在三年多的任期内始终住在条件简陋的寺院里头,这样的表现,不也是难能可贵的吗?如此用心良苦的“秀”,不也恰好能从侧面反映出玄宗君臣的自律、谨严和刻苦吗?|||||

无论姚崇身后留下了多少财产,也无论玄宗中年以后变得如何奢侈纵欲,总之,日后的大唐臣民应该都不会忘记,在开元初年,有一个励精图治的年轻天子,主动放弃了许多帝王应有的享受;有一个“清贫宰相”,穷得死后连棺材都买不起;还有一个“蜗居宰相”,你在偌大的长安城里找不到一座属于他的宰相府邸……

所以,我们完全有理由说——假如没有开元初年玄宗君臣携手同心奠定的基业,也就没有后来那一页歌舞升平的盛世华章,也就没有那一个锦天绣地的巍巍盛唐。

卢怀慎病逝后,玄宗又提拔尚书左丞源乾曜入相,充当姚崇的副手。和卢怀慎差不多,源乾曜拜相之后,也是一切以姚崇的意志为转移,基本上没什么个人主张。每当他上殿奏事符合玄宗心愿的时候,玄宗就说:“这肯定是姚崇的意见。”而凡是玄宗觉得不满意的时候,就会说:“你干嘛不和姚崇多商量商量?”

源乾曜真是晕死,碰上如此“偏心武断”的皇帝,他也只能夹着尾巴甘当卢怀慎第二了。所以,无论皇帝对他所奏之事满不满意,源乾曜每次都是老老实实地向玄宗表示歉意,承认事实就是皇帝所说的这样。故而每当朝廷有什么重要事务,玄宗总是催促源乾曜去罔极寺找姚崇。

卢怀慎去世不久,姚崇患上疟疾,便向玄宗告假。玄宗急得不知如何是好,天天派宦官去罔极寺慰问,最多的时候一天派出好几十个,往往是前面一拨宦官还没走,后面一拨宦官就到了。源乾曜觉得大家天天往罔极寺跑也不是办法,就向玄宗建议,让姚崇从罔极寺迁入皇城内的“四方馆”(皇家礼宾馆)居住,这样既可方便皇帝问讯,又能让姚崇有一个较好的环境养病。

玄宗欣然同意。

可姚崇却不干。

他的理由是,四方馆存放着许多重要的典籍和文件,如果让一个病人住进去,于礼不合,所以坚决推辞。玄宗一听就急了:“设立四方馆,是方便各国的朝贡使节;让你住进去,是有利于社稷。朕恨不得让你住到宫城大内来,区区四方馆,有什么好推辞的?”

史书没有记载姚崇后来是否住进了四方馆,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——就算他住进去了,没过几天就得再搬出来。

因为他的仕途到头了。

导致姚崇下台的表面原因,出在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下属身上。

姚崇长子名姚彝,官任光禄少卿(主管宫廷膳食的副部长);次子名姚异,官任宗正少卿(主管皇族事务的副部长)。姚崇为官,对自己还是比较高标准严要求的,只可惜对儿子管教不严。这俩小子仗着父亲是皇帝最倚重的首席宰相,长期“广通宾客,颇受馈遗”,几年前就曾因请托魏知古而差点惹出祸端,幸赖姚崇机警,才没出事。但他们却没有因此收敛,而是照旧我行我素,招权纳贿,因而颇受当时舆论谴责。

除了对儿子缺乏管束,姚崇对自己的亲信下属也过于纵容。他有个秘书(主书,从七品)名叫赵诲,收受胡人的贿赂,不料没多久就被人告发了。玄宗对此案极为重视,亲自审问,结果发现案情属实,遂将赵诲逮捕下狱,并判处了死刑。

本来此案与姚崇并没有直接关系,充其量也就是负一些间接的领导责任而已。怎奈姚崇聪明一世糊涂一时,竟然出面营救,由此令玄宗大为不悦。不久,朝廷恰好要大赦,玄宗看在姚崇的面子上,特别在大赦诏书中标出赵诲的名字,下令免其死罪,杖打一百,流放岭南。

尽管皇帝给足了面子,可姚崇还是不无痛苦地意识到——经过这件事之后,自己在玄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大打折扣了。倘若不在这个时候急流勇退,万一两个儿子贪赃纳贿的事实再被揭发,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。

思虑及此,忧惧不安的姚崇不得不向玄宗提出了辞职请求,而且提出了不止一次。

同时,姚崇还向玄宗郑重推荐了一个人,作为自己的继任者。

他就是时任广州都督的宋璟。

开元四年闰十二月,玄宗接受了姚崇的辞职请求,免除了他的宰相之职,改任开府仪同三司;同时将源乾曜罢为京兆尹、西京留守。

姚崇被罢相一事,乍一看似乎有些不可理喻——就因为一个七品小文书受贿,便罢免了一个兢兢业业、精明强干、对帝国政治有着突出贡献的宰相,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?

其实,无论是赵诲的枉法求财,还是姚崇两个儿子的招权纳贿,都不是导致姚崇下台的真正原因。道理很简单,打狗也要看主人。倘若玄宗仍然倚重姚崇,仍然寄望于他在宰相任上多做一些贡献,那么就算赵诲和姚氏兄弟杀人放火,奸淫掳掠,只要他们不是阴谋造反,玄宗都大可以睁一眼闭一眼,又何必非把姚崇的宰相乌纱摘掉不可呢?|||||

所以,真正的原因其实是——玄宗本来就已经有了罢免姚崇之意,赵诲受贿的事情,只是恰好让玄宗拿来当一个借口罢了。

在赵诲一案中,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,足以让我们窥见玄宗的真实意图。那就是,当赵诲东窗事发时,玄宗居然以天子之尊亲自审问他,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。如果不是玄宗存心要抓姚崇的小辫子,一个小小七品文书的受贿案,又何须劳驾他皇帝大人亲自出马?

所以,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,玄宗这么做,目的就是要敲山震虎。

换言之,就是故意抓一条狗来打,让主人瞧瞧颜色。

可是,姚崇一直在宰相任上干得好好的,玄宗为什么忽然要把他撸了呢?

这就要涉及到玄宗的用人之术了。

玄宗任用宰相的原则,基本上可以用六个字概括:专任而不久任。

所谓专任,就是一改大唐立国以来的集体宰相制,把宰相名额控制为两个,并且一个为主,一个为辅。比如玄宗先后为姚崇配备的两个副手,前面的卢怀慎就被称为伴食宰相,后来的源乾曜同样也是唯唯诺诺;姚崇卸任后,宋璟继任首席宰相,他的搭档苏颋照旧是陪衬人物。这种绿叶配红花的用人原则,正是玄宗刻意为之的。他的目的,就是要把朝政大权全部集中到首席宰相一个人手上。

之所以要实行这种专任制,是因为玄宗亲政后,所面临的是一个“百废待举”的政治局面,所承担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“拨乱反正”,因此,只有让一个能力突出的宰相独揽朝纲,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,避免集体宰相制下常见的掣肘、推诿、扯皮等低效现象。

但是专任制也有两大副作用:一是宰相大权独揽,最终必然导致皇权受到威胁;二是一人执政必然导致整个政治运作过多地带上个人烙印,从而日久生弊。而要消除这两个副作用,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——不要让这个手握大权的宰相干太久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姚崇被罢相绝不是偶然事件,而是玄宗深思熟虑的结果。

姚崇虽然离开了帝国的政治中枢,但是在后来的几年里,玄宗对他依旧礼遇甚隆,仍令其“五日一朝,入阁供奉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一),在许多大政方针上还是要征求他的意见。

开元九年(公元721年),姚崇病逝,享年七十二岁,死后赠扬州大都督,谥号“文献”。

姚崇在任三年多,时间虽然不长,但却与玄宗君臣同心,密切配合,共同开启了清明、高效、务实、俭朴的新政风,终结了自神龙政变以来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,把帝国引上了一条健全的发展轨道,为盛世的来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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