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璟:贤臣的典范(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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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璟于开元四年底被玄宗征召入朝,初授刑部尚书,次月擢任侍中(时称黄门监)兼吏部尚书,正式入相;玄宗给他配备的副手是中书侍郎(时称紫微侍郎)苏颋。

和姚崇一样,宋璟也是三朝元老,素以“耿介有大节”“当官正色”(《旧唐书·宋璟传》)著称,武周时期曾为了弹劾二张而与武皇面折廷争,以致铁腕无情的武曌虽“内不容之”,也不免要“惮其公正”。(《大唐新语》卷二)

从宋璟回朝之初发生的一件小事,就足以见出他刚直不阿的性情。

当时,宋璟从广州回长安,临近京师时,玄宗特意派遣心腹宦官杨思勖出城迎接。宋璟一路上竟然不与杨思勖攀谈半句。杨思勖回宫后悻悻地向玄宗禀报,玄宗听完,感叹良久。他知道,宋璟这是在恪守“外臣不与内官交通”的准则,于是内心对他愈发敬重。

作为姚崇的继任者,宋璟在国家大政方面大致继承了姚崇的路线方针,基本上可以说是“萧规曹随”,但是在具体的执政风格上,他却与姚崇有着根本的不同。

史称“崇善应变,故能成天下之务;璟善守文,故能持天下之正”。(《新唐书·姚崇、宋璟传》)对于姚崇来讲,只要大方向是对的,他可以不择手段,所以他身上颇有些权谋色彩;而对于宋璟来说,只有原则才是最重要的,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规矩法度,是非曲直,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天子本人,在这一点上一概不能例外。

其实,宋璟与姚崇的不同并不是偶然的。

玄宗李隆基正是发现姚崇执政过于“权变”,担心日久生弊,才会起用善于“守正”的宋璟,以此弥补姚崇的缺失,矫正朝廷的风气。

宋璟拜相后的第一个重要举措,就是恢复了废弛已久的“谏官议政制度”。

大唐的谏官议政制度始创于太宗贞观初年。当时的制度规定,凡中书、门下两省长官及三品以上官员上朝奏事时,谏官、史官必须随同宰相们上殿,“有失则匡正,美恶必记之”;朝廷各部长官在朝会上向皇帝奏事时,御史有权当面弹劾,并当众宣读弹劾奏章。有了这样的谏议制度,高级官员就无法蒙蔽皇帝,低级官员也不能暗进谗言。所以太宗才能听到各种不同意见,最后择善而从,在兼听博采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。

这就是贞观时代进谏成风,吏治清明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然而,到了高宗时代,许敬宗、李义府等人恃宠用事,这项制度就逐渐废弛了。史称当时“政多私僻”,奏事官员往往等到朝会结束后,才在御前呈上密奏,谏官、史官皆随文武百官退出,自然不可能了解奏事官员到底呈上了什么奏议,更不可能发表什么意见。

及至武周时期,女皇武曌以严刑峻法控制臣下,于是事情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谏官、御史们虽然又有了当廷谏议之权,但是往往捏造事实,无中生有,滥用手中职权陷害朝臣,打压异己。所以上至御史大夫,下至监察御史,莫不以相互倾轧为能事。整个帝国政治被搞得乌烟瘴气,人人自危。

到了开元初年,谏官议政制度已经废弛了半个世纪之久。“及宋璟为相,欲复贞观之政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一)。开元五年(公元717年)九月,在宋璟的一再建议下,玄宗终于下诏恢复了谏官议政制度:“自今以后,除非情况特殊或事关机密,否则一切奏事,均应在朝会上公开报告,谏官、史官议政,皆依贞观故事。”

谏议制度的恢复极大地促进了玄宗朝廷的进谏、纳谏之风,为帝国政治的良性化和有序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。玄宗李隆基虽然做不到像太宗李世民那样“从谏如流”,但至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“虚怀纳诲”。于是在开元前期的二十年间,出现了继贞观之后谏诤风行的第二次高潮。上至宰相、百官和地方刺史,下至文人、隐士和普通百姓,上书直谏者络绎不绝,公开议论朝政蔚为一时风尚。

当然,制度是死的,人是活的。有了制度,还要有人去贯彻推行,才有可能形成一种习惯和风气,否则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沦为摆设。

在坚持原则,犯颜直谏方面,作为百官之首的宋璟,就是头一个身体力行的。

对于外戚,他敢于不讲情面;对于宗室,他敢于秉公办事;甚至对于玄宗本人,他也敢于“触逆龙麟”。

这就是一代贤相的傲骨和风范。

如果说,“善应变”的姚崇可以称为能臣的话,那么“善守文”的宋璟就堪称贤臣的典范。下面有几件事情,足以让我们领略宋璟的贤相之风。

第一件事发生在开元七年(公元719年)四月,玄宗的岳父王仁皎去世。王仁皎是王皇后的父亲,封祁公,官任开府仪同三司(一级文散官,从一品)。既然是当朝国丈,身份显赫,爵高位尊,身后事的规格自然是不能低的,尤其是坟墓,更要修得巍峨高大。这不仅是顾及王皇后的面子,更涉及皇家的尊严。所以,王仁皎的儿子、驸马都尉王守一就出面向玄宗要求,比照窦太后之父(李隆基外祖父)的丧葬规格,修筑一座高五丈一尺的大坟。|||||

这个王守一不仅是玄宗的大舅子、皇室的驸马,而且是李隆基在当临淄王时的好友,本身又是先天政变的功臣,在李隆基诛灭太平一党的过程中出力甚多。因此,无论是出于皇家尊严、个人亲情,还是出于旧友兼功臣的情面,玄宗都不能不答应。于是玄宗很快就下了一道手诏,命有关部门按照王守一的要求办理。

然而,王守一万万没有料到,天子这一关他是过了,可宰相那一关他却死活也过不了。

宋璟得知这件事后,立刻拉上副手苏颋,当面向玄宗进谏,说:“按照朝廷的有关制度规定,一品官的坟墓高度是一丈九尺,即使是陪葬皇陵,最高也不过三丈。所以,王守一的要求于礼不合,不能同意。”

玄宗闻言,赶紧把外祖父搬了出来,说既然有成例可依,那王守一的要求也不算过分。

宋璟说:“窦太后的父亲逾越礼制,当时朝野都议论纷纷,只是没人敢出面指出错误罢了,现在既然已经知道错了,怎么还能明知故犯?”

玄宗表情尴尬,可还是不想松口。

宋璟寸步不让,接着给皇帝上课:“从前太宗皇帝嫁女儿,嫁妆的价值超过了长公主(太宗这一辈的公主),魏徵进谏,太宗欣然接受,长孙皇后也甚为嘉许;可不像后来的韦庶人(韦后)那样,为了抬高其父的身价,竟然把坟墓称为‘酆陵’,结果也只能加速败亡,为天下笑!如今,以皇后的父亲身份之尊贵,要修筑大坟又有何难?可臣等之所以再三进言,只不过是想成全皇后的俭德,维护皇上您的尊礼守法之形象罢了。何况今日所为,正可以传之无穷,永为后法,岂可不慎重!”

玄宗是聪明人,既然宋璟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,他再坚持下去也没什么意义,还显得自己太没水平。于是玄宗赶紧换了一副愉快的表情,变被动为主动地说:“朕经常想修养品德,做群臣的表率,对自己的妻小又岂敢徇私!但此事是一般人不愿说也不敢说的,如今贤卿能固守典章礼仪,以成就朕的美德,并垂法将来,这样很好,正是朕所期望的。”

就这样,王国丈修筑大坟的事情彻底黄了,玄宗还特意赏赐给宋璟和苏颋每人四百匹彩帛,以资鼓励。不知道当皇帝的大舅子王守一,看到两个宰相搅了他的好事还赚了好几大车的彩帛时,心里会作何感想?

宋璟反对修筑大坟,针对的是外戚。接下来的这件事,针对的则是宗室。

此事发生在同年十一月,宁王李宪(就是李隆基的长兄宋王李成器,于开元四年更名)有一个亲戚叫薛嗣先,曾经在皇家宗庙当过一段时间的“斋郎”(负责宗庙祭祀洒扫的小吏)。李宪上奏玄宗,请求让薛嗣先在朝中任职。玄宗把奏章转给了中书、门下省,虽然没有明说给他当什么官,可意思还是明摆着,让宰相酌情授予他一个官职。

宋璟接手这件事后,马上就向玄宗启奏,说:“薛嗣先当过斋郎,虽然没什么优越的表现可堪留用,但毕竟是皇亲国戚,按理说总该给个小官做。可不知陛下是否还记得,景龙年间,常有天子授官不经中书、门下,而是直接下敕,称为‘斜封官’,在当时可以说是泛滥成灾。自从陛下登基以来,这种事已经完全杜绝,无论是发给赏赐还是任命官吏,必定都要经过中书、门下两省的考核评议。正所谓天下至公之道,唯有圣人能行。薛嗣先虽是皇家姻亲,陛下却不因他而废法,将此事交由臣等议决,臣很感动,但是臣还是想把此事交给吏部,让他们照章办理,希望陛下不要另行颁布敕令。”

宋璟这番话,百分之百是公事公办的意思,而且还特别举了斜封官的例子,摆明了就是把薛嗣先当官的事给否决了,只不过一副官腔打得滴水不漏,十分含蓄委婉,没有让皇帝和宁王太难堪而已。此外,他还给皇帝戴了一顶“至公之道,圣人能行”的高帽,玄宗若要当这个“圣人”,想必也不敢再搞一个斜封官出来。

毫无疑问,薛嗣先的官没当成,宁王的面子也给驳了。

在宋璟面前,一是一二是二,什么事都要秉公而行,照章办理,不要说宁王,就算是天子李隆基本人的事情,该驳的时候他也照驳不误。

宋璟就任宰相期间,有几次都是直接驳了皇帝的面子。

第一次是在他拜相不久的开元五年年底,玄宗命宋璟和苏颋给自己的皇子、公主起名字和封号,总共起三十对备用,还特别交代他们,除了这三十对外,一定要另想一对最漂亮的名字和封号呈上,显然是想赐给他最心爱的某个皇子或公主。

按说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,只不过举手之劳,又能讨天子欢心,何乐而不为呢?|||||

可宋璟偏偏不认为这是小事,而是关乎皇室和社稷稳定的大事。

为什么这么说呢?

道理很简单,玄宗既然有某个特别宠爱的皇子或公主,那就意味着他有某个特别宠爱的嫔妃,正所谓“母宠子爱”“母以子贵”。如果在这件事上迁就天子,那就等于助长了后宫的争权夺宠之风,而在宋璟看来,后宫的女人战争,最后往往会波及到外朝,导致社稷不宁,政局动荡。自古以来,这种事情可谓不胜枚举。远的不说,单说高宗永徽年间武昭仪和王皇后之间的后宫大战,最终就酿成了高宗与宰相集团的君臣对决,彻底改写了大唐王朝的历史。所以,此风断不可长,必须把天子的这点偏私之念扼杀在萌芽状态。

职是之故,宋璟一点面子也不给玄宗,当场就把事情挑明了,说:“天子之爱,犹如天地覆载苍生。陛下对子女的爱,也应无袒无偏,一视同仁。如今命臣等另撰一对佳名美号,显然已有所偏私。所以臣还是想将三十对名号混同以进,以彰显陛下覆载无偏之德。”

玄宗闻言,尽管心里非常不爽,表面上还是把宋璟赞许了一番。

还有一次,是在开元七年五月初一,这一天发生了日食。古人通常把日食看成是皇帝德行有亏的象征,于是玄宗慌忙下了一大堆诏书,今天宣布自己要改穿素色衣服,要撤除宫廷伎乐,减免膳食;明天又命令中书、门下省要重审监狱中的囚犯,查看有没有冤情;后天又要求有关部门要赈济贫民,劝课农桑等等,真是忙得不亦乐乎。

玄宗这么做,一方面固然是怕遭天谴,但是最主要的,恐怕还是要作秀给百官看。宋璟对这套形式主义的东西超级反感,所以立刻进谏:“陛下体恤民情,诚然是苍生之福。不过臣听说,遇到日食应该砥砺自己的品德,但关键还是在于诚心。所谓亲君子,远小人,杜绝妇人干政,排斥谗言奸佞,这才是真正的修德。对于君子来说,言大于行,光说不练是一种羞耻,若能以至诚之心去实践,也就不用下那么多诏书了。”

宋璟这番谏言,可以说是毫不避讳地揭穿了玄宗的作秀心态,一下子把皇帝搞得很下不来台。

史书没有记载玄宗对此作何反应,但是不难想象,李隆基心里八成是又羞又恼的。估计跟太宗李世民当初被魏徵弄得很不爽,回宫后只好对老婆嚷嚷,说总有一天要杀了魏徵这个乡巴佬一样,李隆基很可能当面不便发怒,可转过身也会拼命问候宋璟的十八代祖宗。

不过,无论李隆基对宋璟一而再、再而三地“触逆龙麟”是否心存怨恨,但至少他在表面上还是“虚怀纳诲”的。

因为,他要当一个像太宗李世民一样的治世明君。

所以,他只能忍。

即便宋璟的谏言让他有如骨鲠在喉,芒刺在背,他也只能一忍再忍。就像佛教所说的“修大忍辱,得大福报”一样,从某种意义上说,日后那个繁荣富庶的盛唐,又何尝不是这么忍出来的?

司马光有一句话总结玄宗和宋璟的君臣关系,说得非常到位。他说,宋璟“刑赏无私,敢犯颜直谏”,所以玄宗“甚敬惮之,虽不合意,亦屈从之”。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一)

最后这“虽不合意,亦屈从之”八个字,道破了玄宗的真实心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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