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世民想废掉太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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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,武德二年(公元619年)生于太极宫承乾殿,遂以此殿命名。

他从小聪慧敏捷,一直深受李世民喜爱,武德九年(公元626年)李世民登基为帝,同时将八岁的李承乾立为太子。贞观九年,太上皇李渊驾崩,李世民按照礼制为高祖守孝,那段时期朝廷政务皆由太子决断,年仅十七岁的李承乾就“颇识大体”,把国家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,所以李世民对他非常信任,“每行幸,常令太子居守监国”(《旧唐书·恒山王承乾传》),也从没见他出过什么差错。

在整个贞观初期,李世民对这个储君还是比较满意的。后来虽说察觉了太子的一些不良习气,可李世民仍然对他寄予厚望,一再对东宫的辅臣们说:“太子生长深宫,百姓艰难,耳目所未涉,能无骄逸乎!卿等不可不极谏!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四)

然而,李承乾却未曾体会到李世民的一片苦心。

差不多从贞观十年起,李承乾身上的纨绔习气就越发严重了。他开始沉湎于声色犬马,终日射箭打猎、嬉戏宴游,毫无节制。

当然,这些事情都是背着那些刻板严厉的辅臣干的。

由于从小接受了比较好的帝王教育,所以李承乾颇有几分学识,而且口才绝对一流。凡是在公开场合,李承乾总是正襟危坐,开口闭口都是孔孟之学和忠孝之道。说到紧要处,他甚至会做出一副慷慨激昂、声泪俱下之状。辅臣们无不为之悚然动容、啧啧称赞。

可一回到东宫,李承乾把朝服一脱、靴子一蹬,立刻就变了个人,终日“与群小相亵狎”,该怎么玩就怎么玩,把那些圣贤学问全都扔到了爪哇国。

如果连续好些日子玩得太疯,李承乾预料到辅臣们肯定会来进谏,于是就会主动出去迎接,一见他们到来,便会大行跪拜之礼,然后“引咎自责”,用一种既严肃又诚恳的态度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,把辅臣们精心准备的一大套说辞全都堵在了嗓子眼,搞得他们一脸窘迫,“拜答不暇”(《旧唐书·恒山王承乾传》)。

因为李承乾深谙变脸绝技,所以在他当太子的早期,朝野舆论一致认为他是一个贤明的储君。

李承乾自以为皇位非他莫属,因此越发肆无忌惮,所玩的游戏也越来越不靠谱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他忽然迷恋上了少数民族文化,尤其喜欢突厥人的风俗习惯。

他开始说突厥语,穿突厥衣服,并特意遴选了一批面貌酷似突厥人的人当侍从,以五个人为一组把他们编为一个迷你型部落,让他们把头发梳成小辫,身穿羊皮衣服,在东宫的草地上牧羊;旁边还插上一杆绣有五个狼头的大纛,并架起帐篷,然后自己住进去,每天亲自杀羊,烤熟了以后就拔出佩刀,割成一块一块与左右分享。

干完这些,李承乾还是不过瘾,有一天忽然对左右说:“我假装是可汗,现在翘了辫子,你们仿效突厥的风俗来给我办丧事。”说完两眼一闭,往地上一倒,当即一动不动。于是左右侍从便骑马围着李承乾的“尸体”,一边转圈一边号丧,并依照突厥风俗纷纷割破自己的脸,以表对“去世可汗”的沉痛悼念之情。

许久,李承乾才高兴地跳起来,说:“有朝一日我继承了天下,定要率数万骑兵到金城(今甘肃兰州市)以西打猎,然后把头发解开去当突厥人,投靠阿史那思摩,只要当一个突厥将军,我就绝不会落于人后。”

堂堂大唐储君继位后居然要抛弃他的江山和子民,委身于突厥降将阿史那思摩,并且当他手下一个小小的将军,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?

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,如此荒诞不经的言行很快就落进了辅臣们的耳中。东宫大臣于志宁、张玄素、孔颖达等人吓坏了,赶紧苦口婆心地对太子进行劝谏。

可太子一个字都听不进去。

李承乾现在甚至连变脸都懒得变了。

他决定采用新的办法来对付辅臣。

什么办法?

杀。

李承乾一怒之下就派出了几名杀手,打算一举除掉于志宁等人。后来刺杀行动虽然未能得手,但是从此以后,太子李承乾就和东宫的大臣们彻底决裂了,同时也彻底走上了一条自绝于李唐社稷的不归路。

在李唐皇室中,打算自绝于宗庙社稷的绝不仅仅只有李承乾一人。

还有一个宗室亲王和李承乾一样,也不是什么好鸟。

他就是高祖李渊的第七子——汉王李元昌。

李元昌仗着自己的亲王身份,时常为非作歹、触犯国法,所以屡屡被太宗李世民谴责。李元昌由此怀恨在心,就自然而然地和太子李承乾走到了一起。

这两个家伙称得上是一对臭气相投的活宝——太子李承乾是年少轻狂,而汉王李元昌则是为老不尊!|||||

这对活宝凑在一块的时候,最喜欢玩打仗的游戏。他们经常各自统领一队人马,披上铠甲,手执竹枪竹刀,然后扎营列阵,冲锋厮杀,以此为乐。手下人个个刺得浑身是血,要是有人胆敢不听从命令,就会被绑在树上毒打,甚至被活活打死。李承乾宣称:“使我今日作天子,明日于苑中置万人营,与汉王分将,观其战斗,岂不乐哉!”又说:“我为天子,极情纵欲,有谏者辄杀之,不过杀数百人,众自定矣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六)

假如这个活宝真的当上了大唐天子,那么不出几年,大唐王朝必定像隋朝一样立刻玩完。

不过李承乾这种人注定是当不上天子的。

他的所作所为到头来除了把自己玩死之外,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。

对于这一点,有个人看得比谁都清楚。李承乾玩得越离谱,这个人就越高兴。他巴不得李承乾玩得更出格一点,趁早把自己玩死。

这个人就是李承乾的一母同胞——魏王李泰。

李泰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第二个儿子。

也就是说,李承乾一旦被废,作为嫡次子的魏王李泰就是顺理成章的继任者。

李泰生于武德三年(公元620年),从小“善属文”“多艺能”,深得太宗欢心。贞观二年(公元628年),年仅九岁的李泰便遥领扬州大都督一职,此后又兼任雍州牧、左武侯大将军、鄜州大都督、相州大都督等重要职务,于贞观十年(公元636年)改封魏王。

从贞观十年起,随着太子李承乾的日渐堕落和屡教不改,李世民内心的天平开始逐渐朝魏王李泰倾斜。“时泰有宠,太子承乾多过失,太宗微有废立之意。”(《旧唐书·韦挺传》)

因为李泰喜好文学,所以李世民就特准他在魏王府中开设文学馆,任他自行延揽天下名士。许多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朝臣立刻意识到——这是天子有意释放的一个政治信号。

当年的秦王李世民不也是通过文学馆延揽人才、树立声望,继而取代李建成的太子之位,最终登上天子宝座的吗?

天子既然发出了这种政治信号,有心人当然就对魏王李泰趋之若鹜,于是“士有文学者多与,而贵游子弟更相因藉,门若市然”(《新唐书·濮恭王泰传》)。

但是,并不是所有的朝臣都想去攀魏王李泰的大腿。

比如魏徵、王珪、禇遂良等坚持嫡长制原则的朝廷重臣就根本不买李泰的账。

也许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,所以李泰就暗中授意个别朝臣到天子面前告状,说朝廷三品以上的高官大多轻视魏王。李世民为了树立李泰的威信,以便他来日入主东宫,遂把所有宰执重臣召集起来,声色俱厉地训斥说:“隋文帝时代,朝廷一品以下的官员在诸王面前都要低声下气,同样是皇帝的儿子,我朝为何就不一样?朕只不过是对诸王要求比较严格而已,却听说朝廷三品以上的官员因此就不把诸王放在眼里,假如朕不再对他们严格管束,诸王岂不是可以照样凌辱你们?”

此言一出,以房玄龄为首的大臣们顿时满脸惊惶、汗流浃背,纷纷跪地谢罪。只有魏徵直挺挺地站着,不以为然地说:“臣以为,如今的文武百官,绝对没有人轻视魏王。从礼制上来讲,皇帝的臣属与儿子地位相等;按《春秋》记载,周王派出的朝廷使节,其地位甚至在诸侯之上。因此,凡三品以上者皆为朝廷公卿,就连陛下也应该对他们尊重礼敬。如果是乱世之时纪纲大坏,那当然什么话也不用说了,可如今圣明在位,魏王就断无凌辱群臣之理。隋文帝放纵诸子,让他们为非作歹,最后自取灭亡,这种榜样岂能效法?”

魏徵的反驳义正词严、有理有节,李世民无言以对,只好勉强挂出一副笑容,说:“理到之语,不得不服。朕以私爱忘公义,向者之忿,自谓不疑,及闻徵言,方知理屈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四)

可是,李世民的这种妥协终究只是表面上的。在心里,他实际上一直没有放弃废立之意,所以仍旧处处维护李泰。贞观十二年(公元638年)正月,礼部尚书王珪奏称:“三品以上官员,路遇亲王车乘都要下车叩见,这不合礼制。”

李世民一听就火了:“你们一个个自以为尊贵,都瞧不起我的儿子们,是不是?”

魏徵马上又站出来说:“诸王位在三公以下,如今,朝廷的九卿、八座(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)皆为三品官员,遇到亲王却要下车行礼,这确实不合礼制。”

这次李世民不再让步了,他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:“人生寿夭难期,万一太子不幸,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?何得轻之!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五)|||||

这话说得已经很露骨了。满朝文武都很清楚,天子所谓的“诸王”,其实就是指魏王。

在此,天子的废立之心已经表露无遗。

大家听了都不吭声,只有魏徵坚决不认同皇帝的说法:“自从周朝以来,皇位都是父子相继,从来没有兄弟的份,为的是根除庶子的夺嫡之心,杜绝祸乱的根源,这是人君最应该警惕的事情。”

李世民知道,储君废立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,稍有不慎就会动摇国本。如果真要废黜承乾、改立李泰,必将在朝臣中遇到绝大的阻力,反对者断非魏徵一人。更何况,在目前太子尚无大过的情况下,言及废立为时尚早。思虑及此,李世民只好再次让步,批准了王珪的奏议。

尽管李世民在事关魏王的问题上一再对朝臣们作出让步,可他对魏王的宠爱依然是有增无减。

由于李泰身形肥胖,行动不利索,李世民就格外开恩,特许他入宫朝谒时可以乘坐小轿。这样的宠遇在满朝文武和所有的皇子中都是绝无仅有的。

李泰是一个聪明人,他当然不会辜负父皇李世民对他的信任和宠爱。贞观十二年(公元638年),李泰听从司马苏勖的建议,认为“自古名王多引宾客,以著述为美”(《旧唐书·濮王泰传》),因而“大开馆舍,广延时俊,人物辐凑,门庭如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六),开始大张旗鼓地编纂《括地志》。

《括地志》是一部大型的地理学著作,正文550卷,序略5卷,全面记述了贞观时期的疆域区划和州县建置,博采经传地志,旁求故志旧闻,详载各政区建置沿革及山川、物产、古迹、风俗、人物、掌故等,在当时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。

此书历三年而成,贞观十六年(公元642年)正月,魏王李泰毕恭毕敬地将此书上呈天子。李世民龙颜大悦,命人将书收藏于宫中的秘阁,对李泰和参与修撰的人大加赏赐。

自从李泰开始编纂《括地志》以来,李世民给魏王府的钱物赏赐就逐年逐月地增加,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太子李承乾,到贞观十六年初,赏赐达到了高峰;《括地志》完成后不久,李世民又命李泰入居武德殿,以便于“参奉往来”。

对于这些做法,禇遂良和魏徵等人深感不安,遂上疏直谏。禇遂良针对皇帝给魏王的赏赐过厚谏言:“有国家,必有嫡庶。然庶子虽爱,不得超越;嫡子正体,特须尊崇……臣职在谏诤,无容静默。伏见储君料物,翻少魏王,朝野见闻,不以为是。”

魏徵则针对魏王入居武德殿一事谏言:“此殿在内,处所宽闲,参奉往来,极为便近。但魏王既是爱子,陛下常欲其安全,每事抑其骄奢,不处嫌疑之地。今移此殿,便在东宫之西,海陵(李元吉)昔居,时人以为不可。”(《旧唐书·濮王泰传》)

面对他们的直言切谏和强烈反对,李世民在赏赐上才不得不有所节制,并收回了让李泰入居武德殿的成命。

尽管禇遂良和魏徵等人一直在竭力遏制魏王的夺嫡势头,可毕竟有皇帝在背后替他撑腰,所以魏王李泰在李唐朝廷的人气指数还是不断攀升,许多朝臣和权贵自然也是纷纷向他靠拢。

太宗李世民曾先后派遣黄门侍郎韦挺、工部尚书杜楚客(杜如晦的弟弟)等人出任魏王府的总管大臣。而这两个人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魏王李泰的利益代言人,他们十分卖力地替李泰穿针引线,大量结交朝廷官员。杜楚客甚至不惜以重金贿赂当朝权贵,极力称赞魏王贤明,说只有他才是最有资格的皇位继承人。权贵们为了寻找日后的政治靠山,当然也乐意把他们的筹码押在获胜几率更高的魏王身上,其中就有柴绍之子、驸马都尉柴令武和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人。

短短几年间,李泰就在帝国的政治高层中建立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魏王党,其政治目标非常明确,就是两个字——夺嫡。

面对大唐帝国的储君之位,魏王李泰及其同党蠢蠢欲动,大有志在必得之势。

一股夺嫡潜流已经在大唐帝国的政坛上剧烈奔涌。

李泰坚信:李承乾这个没用的瘸子迟早有一天会从储君的位子上滚蛋,只有他这个文武双全、众望所归的魏王才是入主东宫的不二人选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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