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治成了皇位接班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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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面这一幕是贞观十七年这场易储风波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组镜头。

首先,李世民第一句话中为什么会提到“三子一弟”?“三子”当然是指他的三个嫡子:李承乾、李泰、李治,而“一弟”是指李元昌。在这四个人中,李承乾和李元昌有谋反计划,李泰有夺嫡阴谋,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李世民为之心痛,这很好理解,可李治是一个少有的“乖乖儿”,从头到尾什么坏事也没干,李世民为什么把他也数落在内了呢?

其次,李世民为什么会一反常态,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自杀举动?还有,最后表态的时候,李世民为什么会对李治说“汝舅许汝”,而不是说“我许汝”?作为一个以英明神武著称的有为帝王,李世民的言行为何变得如此反常而无奈?这其中除了亲情的困扰之外,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在作祟,比如某种强大的政治因素?

最后,李泰和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亲外甥,可在这场储位之争中,长孙无忌为什么自始至终反对李泰而力挺李治?他如此偏袒李治,难道仅仅是因为李治仁厚,更适合当一个守成之君吗?除了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,长孙无忌是否还有别的更深层的动机?

只有深入解读上述问题,找出合理的答案,我们才能读懂李世民真实的内心,也才能读懂贞观后期的政治。

很显然,大唐帝国的储君桂冠最终之所以落在李治头上,关键就在于长孙无忌。

长孙无忌为什么不选择李泰?

原因很简单,李泰表现得太过强势了。

贞观十七年(公元643年),李泰已经二十四岁,是一个生活阅历和政治经验都已相对丰富的成年人,拥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和政治理念,所以他才会在所谓的礼制问题上屡屡向那些元勋老臣叫板,目的就是借此树立个人的政治威信。其次,他早已在朝中打造了一个不可小觑的势力集团,其中多有元勋子弟,如杜如晦之弟杜楚客、柴绍之子柴令武、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。可想而知,假如由李泰继承皇位,这帮少壮派就成了拥立新君的首功之臣,而像长孙无忌这样的前朝老臣到时候就只能乖乖地卷铺盖回家,所以长孙无忌必定要反对李泰。

而长孙无忌之所以坚决拥立李治,就在于李治年龄小,性格柔弱,易于掌控。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,当一个外戚极力拥护一个幼主继承皇位的时候,毋庸讳言,其原因就是这个外戚试图在日后掌握朝政大权。

长孙无忌拥立李治的深层动机正在于此!

在力挺李治的代表人物中,除了长孙无忌外还有一个就是禇遂良。

禇遂良是当年秦王府学士禇亮之子,属于贞观政坛的后起之秀,历任秘书郎、起居郎等职,时任谏议大夫。虽然他资历较浅、官阶不高,但却因忠直敢言而深受李世民的器重和赏识。魏徵去世后,禇遂良更是满朝文武中继其遗风、敢于犯颜直谏的第一人,所以到了贞观十七年,他实际上已经成为李世民最为信任的股肱重臣之一。对此,朝野上下的人们都看在眼里。他们心里都很清楚,此人的政治前程不可限量。

长孙无忌和禇遂良都是当面站出来力挺李治的。除了他们之外,在拥护李治的集团中,还有一个不显山、不露水的第三号人物,也在其中发挥了看似无形但却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这个人就是李世勣。

李世勣怎么会和晋王李治扯上关系呢?

说来话长。早在贞观七年,年仅六岁的李治就被授予并州大都督一职,这么小的毛孩子当然不可能实际到任,因此只能“遥领”。而负责代替李治行使职权的人就是李世勣。他当时的职务是并州大都督府长史。所以严格说来,李世勣算得上是晋王李治的“故吏”。他在并州取得的政绩,既是他自己的,也可以算是李治的,因而从一定程度上说,他们二者是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的关系。在这场储位之争中,李世勣毫无疑问是站在晋王这边的,所以他才会出现在这次内定储君的核心会议中。

众所周知,李世勣是初唐名将、开国功臣,他在并州任内治理边务十几年,曾被李世民盛赞为“国之长城”,所以贞观十五年便被调入朝中担任兵部尚书。到了贞观十七年,大唐的开国名将逐渐凋零——如李靖已七十多岁,早已致仕;尉迟敬德也于贞观十六年淡出现实政治;而侯君集又在此次储君危机中因谋反被诛……在此情况下,李世勣作为帝国屈指可数的军事栋梁,其政治地位自然非常人可比。

综上所述,李治背后的这三个帝国大佬可以称得上一个典型的“铁三角”——长孙无忌是元勋老臣的代表;禇遂良是政治新秀的代表;而李世勣则是军方人物的代表。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力量,李世民又岂能等闲视之!|||||

相形之下,李泰背后的势力集团尽管不乏权门之后,可是在李世民眼中却毫无分量。

不但毫无分量,而且李世民对那些功臣子弟恰恰颇为反感。在他看来,这帮人基本上就是一些无德无才、只会吃父兄老本的纨绔子弟。当他得知房遗爱等功臣子弟大多卷入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时,就曾当面警告房玄龄等人:“功臣子弟多无才行,借祖父资荫遂处大官,德义不修,奢纵是好!……朕发此言,欲公等戒勖子弟,使无愆过,即家国之庆也。”(《贞观政要》卷三)

李世民很清楚,假如李泰入继大统,这帮“德义不修”的功臣子弟必然会执掌朝政,到时候不但贞观一朝的政治成果不保,而且李唐社稷的安全与稳定也很可能受到危及。

因此,虽然李世民在感情上一直倾向于李泰,但是在理智上他却不得不最终选择李治。

换句话说,他是选择了李治背后的政治集团。

只有让这批元勋故旧辅佐新君、继续执掌朝政,贞观路线才会得到延续,而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帝王功业才能得到有效的继承,并且发扬光大!

然而,与其说这是李世民主动选择的一种政治走向,还不如说这是他被迫接受的一种既成事实。

作为一个马上得天下的创业之君,谁没有几分乾纲独断的霸气呢?尤其在储君的问题上,任何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在正常情况下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。可是贞观十七年,李世民却被迫陷入了一个他无法掌控的局面。也就是说,当时朝廷的政治已经发展到“文武之官,各有托附;亲戚之内,分为朋党”(《旧唐书·濮王泰传》)的地步,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下,李世民几乎已经没有了主动选择的余地。

所以,我们完全可以想见——当他最终接受长孙无忌等人的意见、决定改立李治时,心里头肯定没有多少喜悦和成就感,有的恐怕只是“两害相权取其轻”的无奈和苦涩。

职是之故,李世民才会表现得那么一反常态,先是把无辜而懵懂的李治跟其他人一块数落了,继而又寻死觅活,最后又对李治说“汝舅许汝矣,宜拜谢”,把自己弄得像一个大权旁落、心有不甘的“苦主”。其实李世民的这些反常言行,一方面固然是内心种种痛苦情绪的流露和发泄,另一方面也是做给长孙无忌等人看的,目的是让他们充分意识到——他这个皇帝在这场易储风波中经受了多大的折磨、作出了多大的妥协、付出了多大的牺牲!从而提醒他们——必须在日后竭尽全力辅佐新太子,否则就是对他这个天子的辜负和亏欠。

换言之,他想让长孙无忌等人在夺得“定策之功”、获取巨大政治利益的同时,也背上一定程度的道义负担和良心债!就像他李世民为了帝国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,不得不顾全大局、牺牲个人的意志和感情一样。

敲定新太子的人选后,李世民立刻召集朝中所有六品以上官员,在太极殿举行了一次“民意测验”,让大臣们畅所欲言,提出他们认为合格的储君人选。

李世民对众人说:“承乾悖逆,泰亦凶险,皆不可立。朕欲选诸子为嗣,谁可者?卿辈明言之。”

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。

因为李世民的儿子虽多,可嫡子只有三个,既然“承乾悖逆”,而李泰又“凶险”,那答案不就不言自明了吗?除了晋王李治,还能有谁?

满朝文武都听懂了皇帝的意思,于是“众皆欢呼曰:‘晋王仁孝,当为嗣。’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七)

就在满朝文武的欢呼声中,年仅十六岁的晋王李治终于“众望所归”地成了大唐帝国的新储君。

同一天,李世民传召魏王入宫。

李泰意识到此行凶多吉少,但是皇帝敕命又不可违抗,无奈之下,只好带着几百个随从骑兵来到永安门。守门官当即把他的随从全部拒之门外,只把魏王李泰单独带到肃章门。当天,李泰即遭软禁,暂时被扣押在北苑。

等待他的,将是与废太子李承乾如出一辙的命运。

贞观十七年四月七日,李世民亲临承天门,下诏册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,同时大赦天下。随后,李世民对宰执大臣们公开表态:“我若立泰,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。自今太子失道、藩王窥伺者,皆两弃之,传诸子孙,永为后法。且泰立,则承乾与治皆不全;治立,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七)

这是一个父亲为了避免骨肉相残,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种选择。

这是一个皇帝为了顾全大局,而不得不对拥立李治的大臣们所作的一次重大妥协。

在这场波谲云诡的夺嫡之争中,李承乾的铤而走险和李泰的处心积虑最终都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,反而意外地促成了李治这匹政治黑马的最后胜出。|||||

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政治博弈中,李治的年轻、幼稚和仁厚,不但不是一种劣势,反而变成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。

这个结果真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!

正应了那句老话——鹬蚌相争,渔翁得利。

未来的唐高宗李治,就是历史老儿阴差阳错选中的这个渔翁。

李治继任储君的三天后,李世民在第一时间就给他安排了一个极为可观的辅臣团队。

这是一个超豪华的明星阵容——长孙无忌任太子太师,房玄龄任太子太傅,萧瑀任太子太保,李世勣任太子詹事;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,前太子詹事于志宁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,吏部侍郎苏勖、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,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,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太子宾客。

一口气把这么多股肱重臣全部派到东宫当老师,足见李世民对李治的期望之高。同时,此举也等于是向天下人表明——经过这么多风波之后,皇帝最后敲定的这个储君就是铁板钉钉的未来天子,任何人也别想再打夺嫡的主意!

数日后,李世民颁下了一道贬黜魏王的诏书,字里行间交织着一个父亲的爱与痛以及一个帝王的无奈和义愤。

朕闻生育品物,莫大乎天地;爱敬罔极,莫重乎君亲。是故为臣贵于尽忠,亏之者有罚;为子在于行孝,违之者必诛。大则肆诸市朝,小则终贻黜辱……魏王泰,朕之爱子,实所钟心。幼而聪令,颇好文学,恩遇极于崇重,爵位逾于宠章。不思圣哲之诫,自构骄僭之咎;惑谗谀之言,信离间之说。以承乾虽居长嫡,久缠疴恙,潜有代宗之望,靡思孝义之则。承乾惧其凌夺,泰亦日增猜阻,争结朝士,竞引凶人。遂使文武之官,各有托附;亲戚之内,分为朋党。朕志存公道,义在无偏,彰厥巨衅,两从废黜。非惟作则四海,亦乃贻范百代!(《旧唐书·濮王泰传》)

在诏书的最后,李世民下令解除了李泰的雍州牧、相州都督、左武侯大将军等一应职务,降爵为东莱郡王。原魏王府的官员,凡属李泰亲信者全部流放岭南;杜楚客论罪当死,但以其兄杜如晦之功而被赦免,废为庶人。

不久后,李世民又改封李泰为顺阳王,将其迁出长安,徙居均州的郧乡县(今湖北郧县)。名曰改封,实则与流放无异。

对于这个儿子,李世民一直深感痛惜。时隔数年后,当李世民看着李泰从均州给他上呈的表章时,怜惜和钟爱之情仍旧溢于言表。他对侍臣们说:“泰文辞美丽,岂非才士!我中心念泰,卿等所知。但社稷之计,断割恩宠,责其居外者,亦是两全也。”(《旧唐书·濮王泰传》)

贞观二十一年(公元647年),李泰被进封为濮王,政治待遇略有提升。高宗李治即位后,又特准李泰开府置官,并赏赐给他大量钱物。

可是,无论李世民和李治在事后如何刻意弥补,终究无法改变李泰在政治上蹉跌失意的事实。

对于一个把政治地位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来说,政治生命的过早终结无异于提前宣告了他的死亡。

永徽三年(公元652年),郁郁不得志的李泰卒于郧乡,年仅三十三岁。

到死,他也没能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长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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