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子皇帝与无冕之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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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登基之后的第一个年号,徽是标帜、美好之意,也象征着他的政治理想——秉承太宗皇帝的遗训,高举贞观之治的伟大旗帜,让大唐帝国江山永固,永远保持一派政通人和、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。

就是在这种理想的指引下,年轻的李治踌躇满志地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。而太宗皇帝给他留下的两个顾命大臣——长孙无忌和禇遂良也在他们的岗位上表现得兢兢业业、尽职尽责。史称他们“同心辅政,上(李治)亦尊礼二人,恭己以听之,故永徽之政,百姓阜安,有贞观之遗风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九)。

因此,从这个意义上说,永徽时代也可以称为后贞观时代。

永徽之初,一切看上去都很美。君臣同心,上下一致,帝国马车在贞观时代开创的宽衢大道上笔直地向前奔驰,没有人感觉有什么不妥。

唯独有一件事情,让高宗李治的心头始终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。

那就是晋州(今山西临汾)地震。

从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开始,晋州地区就频频发生地震,仅第一次就倒塌了众多民房,压死了五千余人;同年十一月以及永徽元年四月、六月,晋州又接连地震,“有声如雷”,令高宗李治困惑不已。

世人皆知,晋州是大唐王朝的龙兴之地,又是天子李治任晋王时的封邑,如此龙脉所系之地,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发生地震,这对刚刚君临天下的李治而言,实在是一个不祥之兆。

古人大都相信天人感应之说。他们认为,大自然一旦发生灾变,或者发生什么奇异现象,一定是人事出了问题,尤其是政治上很可能出了问题。所以当高宗李治针对此事询问他的东宫旧僚、时任侍中的张行成时,老臣张行成就直言不讳地吐露了他的隐忧:“今晋州地动,弥旬不休。虽天道玄邈,窥算不测;而人事较量,昭然作戒。恐女谒用事,大臣阴谋,修德禳灾,在于陛下。且陛下本封晋也,今地震晋州,下有征应,岂徒然耳。伏愿深思远虑,以杜未萌!”(《旧唐书·张行成传》)

此番直言的核心在于八个字:女谒用事,大臣阴谋。

如果放在许多年后来看,张行成所说的这八个字无疑是惊人准确的预言。

因为前四个字说的就是几度浮沉而最终崛起的女人武曌,后四个字说的就是权倾一时而最终垮台的元老重臣长孙无忌。

当然,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帝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,高宗李治更不可能预见未来发生的一切,但这并不等于他会对张行成的一番直言无动于衷。相反地,李治受到了极大的震动,尤其是“大臣阴谋”四个字,更是有如一声惊雷炸响在他的耳边。

究竟是什么样的大臣,又将制造出什么样的阴谋?

李治对此忧心忡忡,却又百思不得其解。

“深思远虑,以杜未萌!”

张行成说的是对的,李治想,不管朝中隐藏着怎样巨大的隐患,自己都必须居安思危、防微杜渐,并且想办法把隐患挖出来!

而李治唯一能想到的办法,就是像太宗皇帝那样,命群臣上疏进谏,直言朝政得失。随后,李治在朝会上对文武百官公开宣布:“朕谬膺大位,政教不明,遂使晋州之地屡有震动。良由赏罚失中,政道乖方。卿等宜各进封事,极言得失,以匡不逮。”(《旧唐书·高宗本纪》)

天子的诏命一下,群臣的上书立刻像雪片般飞来。

然而,令李治大失所望的是,百官们的奏疏虽然洋洋洒洒、文采斐然,可基本上都是一些大而无当的陈词滥调。李治真正关心的问题,没有人提出只言片语。

就在李治大感不满的时候,一桩突如其来的案件,似乎让他找到了问题的症结。

这是一桩弹劾案,被弹劾的对象是时任中书令的禇遂良。

发起弹劾的是御史大夫李乾佑和监察御史韦思谦,他们指控禇遂良“抑买土地”。所谓抑买,就是压低价格强行购买;被强买的是一个胡人,其时在中书省担任翻译,是禇遂良属下的一个小职员。

此案的性质一目了然,只存在两种可能性:要么是禇遂良仗势欺人、以权谋私,要么就是他以“抑买”的方式变相收受下属的贿赂。而无论是哪一种,禇遂良显然都已触犯了法律。根据《唐律》,官员枉法求财者,可处以三年以下徒刑,并追还赃物;情节特别严重者,最高可处以绞刑。此案移交到大理寺后,大理寺丞张山寿经过查实,很快就作出判决:罚禇遂良铜二十斤(按《唐律》,罚铜二十斤相当于徒刑一年)。

这个判决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:一,案情属实,禇遂良确实触犯了相关法律;二,量刑结果是以罚代刑,基本上属于一种象征性处罚,明显有从轻发落、大事化小的意味。|||||

可是,这个显然已经属于从轻发落的判决到了大理寺少卿张睿册那里,却仍旧被视为量刑太重。张睿册马上推翻了下属张山寿的判决,改判禇遂良无罪;理由是他购买土地的价格是按照国家的征收价,并不算强买强卖,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涉嫌受贿的问题了。

如果说张山寿的判决已经有轻描淡写之嫌,那么张睿册的改判则是赤裸裸的官官相护了。监察御史韦思谦义愤填膺,当即上奏抗辩。他认为:“国家征收土地是一种政府行为,而官员们的私下交易纯属个人行为,岂能按国家征收价执行?张睿册是在任意曲解法律,目的是谄媚高官、欺罔君上,其罪当诛!”

在弄清基本事实并听取双方的意见之后,高宗李治采纳了首席宰相长孙无忌的建议,作出了最终裁决——将禇遂良和张睿册一起贬职。

永徽元年十一月末,禇遂良被外放为同州(今陕西大荔县)刺史,张睿册被外放为循州(今广东惠州市)刺史。

这就是永徽初年的禇遂良抑买土地案。

案件至此似乎已经了结,但是李治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。

首先,禇遂良是当朝宰辅,又是太宗皇帝亲自指定的顾命大臣,如今却触犯法律,不得不被贬出朝廷,李治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;其次,这个案件本身的性质并不严重,可是在审理过程中却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——司法官员似乎都在有意袒护身为宰相的禇遂良,而且越大的官越是明目张胆地维护他。

这个现象顿时引起了天子李治的警觉——莫非朝中隐然已有朋党迹象?莫非张行成所说的“大臣阴谋”,已经在此露出了端倪?

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,或者说为了打消自己的疑虑,李治于永徽二年(公元651年)的闰九月,与首席宰相长孙无忌进行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。

这番君臣对话表面上波澜不惊,双方都显得和颜悦色,可实际上却暗藏机锋,充满了弦外之音。

话题是高宗首先提出的。他说:“朕广开言路,命群臣上疏,希望得到一些对朝政有益的意见,以备择用采纳,可为何一直以来上疏虽多,但却一无可用呢?”

长孙无忌从容自若地说:“自从陛下即位以来,政治清明,法律齐备,既无遗漏,更无缺失,所以,那些企图通过进言获得超擢任用的侥幸之徒,自然是无从置喙。正因如此,陛下才会看不到对政教有所裨益的言论。当然了,无论如何,广开言路还是有必要的,或许偶尔能听到一些真知灼见,倘若杜绝言路,恐怕下情就不能上达了。”

长孙无忌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,可高宗李治却听得很不是滋味。

谁都知道,如今的朝政大权全部掌握在长孙无忌手里,所以,与其说他这番话是在夸高宗治国有方,还不如说他是在夸自己辅政有术。说什么政治清明,说什么法律齐备,把朝政夸得完美无瑕,到头来还不都是在夸你自己吗?

况且,李治的政治经验虽然还不太丰富,但他也不是一个一无所知的笨蛋,最起码他知道当下的政治存在问题。可让他满腹疑惑的是,长孙无忌为何要极力否认并掩盖这个事实呢?早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,不是对大家都有好处吗?除非问题就出在这个企图掩盖问题的人身上!

李治不禁想起了禇遂良的案件。在此案中,大臣们公然袒护禇遂良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而禇遂良与长孙无忌的关系更是众所周知。因此,从某种意义上说,大臣们真正忌惮的也许并不是禇遂良,而是站在他背后的长孙无忌。进而言之,如果说大臣们已经在朝中结成了一个朋党,那么这个朋党的领袖也必然是当今朝廷的首席宰相——长孙无忌!

思虑及此,李治决定继续往下追问。

他现在关心的已经不是长孙无忌能否给他答案了,而是长孙无忌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回答他的问题。

李治若无其事地瞥了长孙无忌一眼,淡淡地说:“朕最近听说,朝廷有关部门在办事的时候,大多讲究人情面子,以致因私害公,不知太尉可有耳闻?”

长孙无忌坦然一笑,不假思索地说:“讲面子,讲私交,乃人之常情,自古难免,但是在圣贤教化之下,人的私欲就会逐渐朝公心转化。至于说朝中有人胆敢徇私枉法,臣敢断言必无此事。不过嘛……”长孙无忌顿了一顿,接着说:“小小地收取人情,恐怕连陛下也在所难免,何况朝臣们只是偶尔照顾一下亲戚,臣岂敢保证绝无此事?”(《旧唐书·长孙无忌传》:“无忌曰:‘颜面阿私,自古不免,然圣化所渐,人皆向公,至于肆情枉法,实谓必无此事。小小收取人情,恐陛下尚亦不免,况臣下私其亲戚,岂敢顿言绝无?!’”)|||||

高宗李治断然没有想到,长孙无忌居然会面无愧色地承认“收取人情”的合理性与合法性,而且还以嘲弄的口吻揶揄了他一把。这像是一个当朝宰相应该说的话吗?如果在政风清廉、人人克己奉公的太宗时代,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。长孙无忌既不敢在太宗面前说这样的话,也绝不敢用这样的口气说话!

李治现在终于明白了,在这个舅父兼顾命大臣兼帝国元老兼首席宰相长孙无忌面前,自己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外甥,永远是一个没有资格独立秉政的少主!

那一刻,李治的心头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悲凉和义愤。

可他同时也感到了深深的无奈。

李治没有再说什么。

因为他已经有了答案。

他知道,如今的朝廷并不是存在什么朋党,而是存在一支空前强大的政治势力;如果说真有什么“大臣阴谋”的话,那么这个大臣无疑就是长孙无忌,而他的阴谋就是架空并窃取本该属于皇帝的权力。

李治悲哀地发现——如今的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影子皇帝,只有长孙无忌才是当今天下的无冕之王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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