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勣的仕途沉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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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徽四年(公元653年),紧继房遗爱谋反案之后,大唐朝廷的最高决策层也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。在此案之前,宰相班子的成员是:

太尉、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;

开府仪同三司、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(因避太宗讳,去掉“世”字);

中书令柳奭;

侍中高季辅、宇文节;

左仆射于志宁;

右仆射张行成;

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禇遂良;

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韩瑷;

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济。

而截至永徽四年十二月,其人员构成和相应职位已经变成:

太尉、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;

司空、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;

中书令柳奭;

侍中崔敦礼;

左仆射于志宁;

右仆射、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禇遂良;

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韩瑷;

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济。

从这两张名单的变化上,我们可以发现长孙无忌的权势已经达至巅峰,基本上完全掌控了朝政。因为在前一张名单中,九个宰相中起码还有四个(李勣、高季辅、宇文节、张行成)不是他的亲信;可在第二张名单中,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,除了李勣之外,其他六个宰相都是唯长孙无忌马首是瞻的人。

变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:

首先,在新名单上,高季辅、宇文节、张行成这三个人消失了。其中,宇文节因房遗爱案被流放,张行成于这一年九月病逝,高季辅十二月病逝。在此,上天似乎也在刻意成全长孙无忌,凡是他看不顺眼的人,要么被迫出局,要么自己病死,真是令他满心欢畅。

其次,有一个新人赫然出现在了新名单上,他就是崔敦礼。我们都还记得,此人曾代表长孙无忌出面,强硬地拒绝了高宗赦免二王的请求。鉴于他有如此“优异”的表现,其光荣升迁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。

最后,在整个宰相团的人事变动中,基本上所有变化都是由长孙无忌的意志所决定的,可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变化,显然并不符合长孙无忌的利益。那就是李勣的职位变动——从原本的开府仪同三司,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。

促成这一变化的人当然就是高宗李治。这点小小的变化虽然看上去毫不起眼,但是对高宗李治而言实属意义重大。

要看清这层意义,还得从李勣在贞观末年的仕途沉浮说起。

众所周知,早在高宗李治还是晋王的时候,李勣就是他的旧部。当时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,李勣任都督府长史,由于李治并不到任,所以实际政务都是由李勣负责,可见李勣与李治的关系本来就非同一般。

就是因为这层关系,所以在贞观十七年的夺嫡之争中,李勣才会成为力挺李治的三大干将之一。也是因为这层关系,所以李治被册立为太子后,太宗李世民就马上任命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,并且对他说:“我儿新登储贰,卿旧长史,今以宫事相委,故有此授。虽屈阶资,可勿怪也。”其对李勣的信任之情溢于言表。不久以后,在一次宴会上,太宗又以一种郑重其事的口吻告诉李勣:“朕将属以幼孤,思之无越卿者。公往不遗于李密,今岂负于朕哉!”(《旧唐书·李勣传》)

这显然就是在托孤了。面对天子的信任和器重,李勣感激涕零,当场表示绝不辜负天子重托,并咬指出血,以示坚贞不渝之意。稍后李勣因醉酒睡去,太宗还脱下龙袍亲自披在李勣身上。

贞观二十三年,太宗临终之前,特意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安排——先将李勣贬为叠州都督,然后让李治在即位之后将他擢为宰相,以示新君之恩,借此强化李勣的忠心。李治依照太宗的吩咐,在登基当月就擢升李勣为洛州(今河南洛阳市)刺史,旋即又加同中书门下三品,让他进入了宰相班子;几个月后,又正式拜李勣为尚书左仆射。

回顾李勣在贞观末年的政治际遇,我们不难发现,无论是从李勣自身的资历和能力而论,还是从太宗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来看,李勣都是后贞观时代当之无愧的第二号重臣。也就是说,在永徽一朝的满朝文武中,李勣既是屈指可数的托孤重臣之一,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和长孙无忌相提并论并且相互制衡的人物。

考察太宗生前的政治安排,虽然不一定有让李勣与长孙无忌相互制衡之意,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。以太宗之英明睿智,他或许也会料到,他身后的政局不可能永远是铁板一块。所以,物色一个像李勣这种绝对忠于李治,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长孙无忌的托孤大臣,就是他所能作的最妥善的安排。|||||

然而,出乎太宗意料的是,他在临终之前苦心孤诣布置好的这枚棋子,却在高宗即位不久就忽然选择主动出局,自行淡出了永徽朝廷的权力核心。

永徽元年十月,也就是禇遂良抑买土地案爆发的几天前,李勣就频频向高宗提交辞呈。在李勣“固求解职”的情况下,李治不得不解除了他的左仆射之职,仍保留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务,并另行授予“开府仪同三司”的荣誉衔。

对于李勣的主动隐退,李治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,可是为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,李治也只好这么做。

虽然李勣还挂着一个“同中书门下三品”的宰相衔,名义上仍然可以参与朝廷的最高决策,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所有宰相里面最没有发言权的一个。因为一旦没有在三省六部里担任实职,参与决策时就不可能拿出切合实际的有分量的意见,充其量也就是列席而已。另外,就那个“开府仪同三司”的头衔来说,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,这纯粹是一个虚衔,基本上是给那些过了气的功臣元勋养老用的。谁要是挂上这个头衔,谁在政治上就彻底靠边站了。而以李勣的年龄和能力而论,他实在不应该这么早就靠边站。

可问题在于,这是李勣自己的选择,并非高宗的意愿。

那么,李勣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呢?

答案很简单——迫于长孙无忌的压力。

永徽元年,长孙无忌的个人权势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后期那种一手遮天的地步,但是由于他的多重身份——天子舅父、开国元勋、顾命大臣、首席宰相,从而决定了他在高宗朝廷中独一无二的权威和影响力。要与长孙无忌同朝为相,你要么主动向他靠拢,要么迟早被他搞掉,二者必居其一。

这一切,李勣看得比谁都清楚。

所以他宁愿选择隐忍和退让。

但是,隐忍不等于怯懦,退让也不代表无能。

这是策略,是战术,是避敌锋芒、保存实力!

事后来看,李勣的做法无疑是高明的。假如他不是在永徽元年急流勇退,远离权力斗争的漩涡,那么很难保证他不会在随后的房遗爱谋反案中受到陷害和株连。

或许也只有到了永徽四年,当高宗李治意识到长孙无忌的权势正在极速膨胀,而自己却日渐陷入大权旁落、任人摆布的困境中时,他才会突然间明白李勣当初主动隐退的苦衷,也才能深刻领悟李勣保存实力的政治智慧。与此同时,李治当然也会回想起太宗当年给他安排这个辅弼大臣的深意。

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,李治毅然决定让李勣复出,把他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,显然是希望他对长孙无忌形成制衡。诚然,司空也仍旧是个没有实际职权的荣誉衔,但是鉴于其阶位仅次于身为太尉的长孙无忌,并且李勣本人也是定策功臣和托孤重臣,所以此次任命就相当于恢复了李勣朝廷二号重臣的身份。

同时,李勣的这个职位变动也未尝不是一个政治信号,它意味着——在长孙无忌高歌猛进、节节胜利的权力扩张中,高宗李治终于借助李勣的复出,对长孙无忌实施了一次反击。

虽然此次反击是李治有生以来的第一次,而且力量极其微弱(甚至微弱到引不起长孙无忌的警觉),但是,假如李治连这一点微弱的反击都做不到的话,那么帝国的整个最高决策层就会变成清一色的长孙班底了。

因此,李勣的复出对于高宗李治而言,实在是具有生死攸关的重大意义。

有了李勣这样一个可以信任和依托的力量(尽管是整个宰相班子中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),天子李治就可以慢慢酝酿自己的突围行动——从大权旁落、任人摆布的困境中,从长孙无忌编织的那张黑色巨网中一步一步地突围!

后来的事实证明,在天子的突围行动中,尤其是在李治准备册立武媚为皇后的关键时刻,李勣果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,长孙无忌名列第一,李勣位列倒数第二。这个差别显然是巨大的,因为它并不是学校班级的座位号,而是政治交椅的座次,象征着一个从政者的资历、威望和地位。

似乎是为了弥补这个差距,同时也为了提高李勣的政治威望,高宗李治特意在永徽四年的上半年,也就是擢升李勣为司空的不久以后,命人重新绘制了李勣的画像,并且亲自提笔作序。

在画像的序赞中,李治说:“朕以绮纨之岁,先朝特以委公,故知则哲之明,所寄斯重!自平台肇建……茂德旧臣,惟公而已,用旌厥美,永饰丹青!”(《李勣墓志铭》)

李治这段话显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信号。因为长孙无忌、禇遂良与李勣同为顾命大臣,可高宗却独独对李勣说“所寄斯重”“惟公而已”,这样的表述当然是意味深长的。|||||

对此,李勣自然也是心领神会。

那么,面对天子如此“偏心”的态度和话语,长孙无忌又作何感想呢?

很遗憾,他没有任何感想。

因为他毫无警觉。

此时此刻,长孙无忌正扬扬自得地品尝着独揽朝纲、权倾天下的美妙滋味。他不相信李治敢突围。就算他相信,他也不认为李治有能力突围!

陶醉在成功中的长孙无忌没有意识到,李治的身后不但已经出现了一个李勣,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女人——一个即将在不久的将来爆发出无穷能量的女人。

有了这两股力量的强势加盟,高宗李治就注定要突破长孙无忌精心构筑的政治包围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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