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孙无忌的悲剧:不懂得及时放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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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庆二年(公元657年)二月,武后的第三子、刚出生三个月的李显被封为周王(武后次子李贤已于永徽六年封为潞王);稍后,萧淑妃的儿子雍王李素节被降为郇王。三月,潭州都督禇遂良再度被贬至更偏远的桂州(今广西桂林市)担任都督;几天后,中书侍郎、参知政事李义府升为中书令。

这一年春天,有心人不难发现,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的背后,都有皇后武媚的一只纤纤玉手在拨弄乾坤。

同年八月,武后意识到时机成熟,开始对长孙一党正式发难。

许敬宗、李义府这一对忠实鹰犬再次冲锋在前。他们联名上奏,称侍中韩瑷、中书令来济与被贬在外的禇遂良暗中勾结,所以故意把禇遂良从潭州调到桂州;而桂州是军事重地,可见韩、来二人是要以禇遂良为外援,“潜谋不轨”。

八月十一日,高宗下诏,将韩瑷贬为振州(今海南三亚市)刺史,来济贬为台州(今浙江临海市)刺史;同时,再度将禇遂良贬为爱州(今越南清化市)刺史,将柳奭贬为象州(今广西象州县)刺史。

至此,长孙一党被斥逐殆尽,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。

长孙无忌无比悲哀地发现,自己就像是一只被剪除了羽翼的苍鹰,再也不能翱翔于权力之巅了。

他比谁都清楚,贬谪流放的命运很快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。

可是他无能为力。

从永徽六年的那场君臣博弈中败下阵来之后,长孙无忌就意识到大势已去了。无论他和他的亲信们曾经建立了一个看上去多么坚固的权力堡垒,可它终究是一座沙堡。

因为,倘若没有君权的支持作为根基,外表再强大的相权,其实质也是脆弱的。除非这种相权具有取代君权的野心,而且确实也凌驾了君权。可长孙无忌显然没有这种野心和倾向,虽然自从高宗即位以来,他就一直表现得很强势,可他充其量只是架空了君权而已,并没有像历史上很多权臣那样完全凌驾于君权之上,或者动不动就擅行废立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长孙无忌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李治自觉不自觉地让渡出去的。虽说这和李治仁弱的性情有一定关系,但这种让渡在任何政权过渡期间和新君年少的情况下,都属于正常现象,并不能全然归咎于李治的弱势或长孙无忌的强势。

既然长孙无忌的权力归根结底是属于李治的,那么只要哪一天李治意识到这种权力的让渡对自己构成了威胁,而自己也具有了收回权力的能力,各方面的助力和客观条件又已成熟,他就随时有可能把权力收归己有。

因此,长孙无忌的悲剧可以说是注定的。

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,这就像一个自以为高明的驯兽师,把一只幼狮放在笼子里饲养,双方也建立了一定的感情。可等到狮子长大了,驯兽师却对此浑然不觉,或者故意视而不见,依然把它当成没有能力又需要保护的幼崽。这时候恰好又有一只母狮子来到了笼子边,不断鼓励笼中狮去勇敢地追求自由,这只狮子就有可能愤然而起,和母狮子联手撕破铁笼,并最终咬死这个自以为高明的驯兽师。

所以,长孙无忌的真正错误并不在于从李治手里拿走了太多权力,而是在于他没有及时把这些权力归还给李治。

他把暂时由他保管的东西,误以为是他自己的了。

人生有两条真谛,一条叫该出手时就出手,另一条叫该放手时就放手。

长孙无忌只明白前者,不明白后者,对权力过度迷恋,不懂得及时放手,最终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。

被一贬再贬的禇遂良来到迢迢万里的爱州后,预感到这个边瘴之地很可能是自己生命的终点。追忆往日荣华,禇遂良不禁悲从中来。

他遥望长安,黯然提笔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道奏疏:“从前,魏王泰与太子承乾争夺储位之际,臣不顾死亡,归心陛下。当时,岑文本、刘洎力挺魏王,臣抗旨固争,皆陛下所见。后来,臣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,及至先帝临终,只有臣与无忌同受遗诏。陛下突遭巨变,不胜哀恸,臣以社稷为由宽慰陛下,陛下手抱臣颈。当时,臣与无忌处理政务,毫无缺失,仅用数日时间就安定了内外局势。臣力量很小,而责任很重,动辄招致罪愆,就像一只卑微的蝼蚁,仅余残生,乞请陛下哀怜!”

禇遂良在奏疏中处处提醒天子,不要忘了他和长孙无忌的功劳。然而,在高宗李治看来,如果说他和长孙在贞观末年确有大功的话,这样的功劳也早已被他们在永徽年间的居功自傲、大权独揽彻底毁掉了。尤其是那次血染丹墀的死谏,禇遂良当面揭穿了天子隐私,让李治仿佛在众人面前裸奔了一回,这种羞辱让李治无论何时都不会忘记。|||||

不管禇遂良自认为在奏疏中如何真情流露、如何忠言耿耿,高宗李治都不可能为其所动。

结果可想而知,奏疏呈上如同泥牛入海,一点消息都没有。

一年后,亦即显庆三年(公元658年)冬天,禇遂良终于在无尽的失落和忧愤中闭上了眼睛,终年六十三岁。

随着长孙一党的垮台,高宗和武后的亲信迅速跻身帝国的权力中枢。显庆三年十一月,年近七旬的许敬宗终于如愿以偿,继李义府之后晋升为中书令;同日,还有一个叫辛茂将的大理卿也获得晋升,兼任侍中。

显庆四年(公元659年)四月,武后终于图穷匕见,授意许敬宗对长孙无忌发动了最后的,也是最致命的一次打击。

许敬宗采取了不择手段的方式,随便找了一起案件,就把谋反的罪名一下子扣到了长孙无忌头上。

当时,许敬宗和辛茂将刚好在会审一个案子,情节很简单,就是一个叫李奉节的洛阳人指控太子洗马韦季方、监察御史李巢交结朋党。韦季方和李巢被捕后,许敬宗在审讯过程中可能动用了一些刑讯逼供的手段,韦季方不堪忍受,企图自杀,结果自杀未遂。

本来这起案件和长孙无忌是八竿子打不着的,可许敬宗却灵机一动,突然上奏说,韦季方之所以畏罪自杀,并不是因为交结朋党的事,而是另有重大的隐情。

什么隐情?

许敬宗称:“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,使权归无忌,伺隙谋反,今事觉,故自杀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)意思是说,韦季方企图勾结长孙无忌,陷害朝廷忠良和皇亲国戚,使朝政大权重新回到长孙无忌手中,然后伺机发动政变;只因事情败露,韦季方才畏罪自杀。

案情发展到这里,当然已经远远超出了朋党案的范畴,变成了性质严重的谋反案。

而涉嫌谋反的主犯就是当朝太尉、天子舅父长孙无忌。

很显然,许敬宗对长孙无忌的控告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,基本上就是空口白牙的诬陷之词。但是,有了永徽三年的房遗爱案,如今这起案件就丝毫不让人觉得奇怪了。许敬宗的手法,与长孙无忌当年一手炮制的房遗爱案如出一辙。

也就是说,许敬宗是在照着葫芦画瓢,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!

听到长孙无忌涉嫌谋反的消息时,高宗李治作出大惊失色的表情,说:“怎么会有这种事?舅父遭到小人离间,小小的猜忌可能会有,何至于谋反呢?”

许敬宗答道:“臣推究案情始末,长孙无忌反状已露,陛下却犹然怀疑,这恐怕不是社稷之福。”

李治黯然落泪,说:“我家不幸,亲戚间屡有异志,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,今天元舅还是这样,让朕无颜面对天下之人。此事若属实,该如何处置?”

许敬宗说:“房遗爱乳臭小儿,与一女子谋反,能有什么作为!可长孙无忌就不同了,他追随先帝谋取天下,天下服其智;担任宰相三十年,天下畏其威。他一旦发动,陛下派谁抵挡?如今幸赖宗庙有灵、皇天嫉恶,从一件小事引出一个大奸,实乃天下之庆。臣现在担心的是,长孙无忌知道韦季方自杀未遂,情急之下发动政变,攘臂一呼,同恶云集,必为宗庙之忧。愿陛下速作定夺!”

李治半晌无语,最后让许敬宗再深入调查,以期掌握确凿证据。

许敬宗不负天子所望,连夜突审韦季方,第二天一早就向李治作了禀报。他说:“韦季方昨夜已经对他的罪行供认不讳,承认和长孙无忌一同谋反。臣又问韦季方,无忌是国之至亲,累朝受宠蒙恩,有何仇恨非反不可?韦季方供称,韩瑷私下曾经对长孙无忌说:‘当初柳奭、禇遂良曾劝您一起拥立梁王为太子,如今太子被废,皇上必然对您也起了猜忌之心,太常卿高履行(长孙舅父高士廉之子,显庆元年十二月被贬为益州长史)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证明。’长孙无忌听韩瑷这么说,不免忧愁恐惧,于是极力谋求自安之计。后来他看见长孙祥(长孙无忌的族侄,由工部尚书任上出为荆州长史)又被贬谪,韩瑷等人也接连获罪,便日夜与韦季方一起密谋,准备反叛。”

说完这些,许敬宗最后作出了总结陈辞:“臣依照韦季方的口供深入调查,发现均与事实吻合,请陛下准予收捕,再依法处置。”

李治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,他哽咽着说:“舅父如果真的这样,朕也决不忍心杀他;如果杀了他,天下将把朕当成什么人?后世将把朕当成什么人?”

许敬宗不假思索地说:“薄昭,是汉文帝的舅父,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入继大统时,薄昭也立下大功。他后来只不过犯了杀人之罪,文帝就命文武百官身穿丧服,前往哭悼,然后诛杀,至今天下仍把汉文帝视为一代明君。如今,长孙无忌忘却两朝大恩,密谋推翻社稷,其罪与薄昭更是不可同日而语。所幸阴谋自动败露,叛徒供认不讳,陛下还有什么疑虑,竟不能从速决定!古人有言:‘当断不断,反受其乱。’安危之机,间不容发。长孙无忌是当今奸雄,乃王莽、司马懿之流,陛下若稍许延迟,臣担心变生肘腋,必将悔之不及!”|||||

许敬宗不愧是秦王府十八学士出身,不但口才一流,而且对历史了如指掌,相应史实信手拈来,而且恰如其分。所以,这番话听上去真的是有理有据、无懈可击。

于是,李治顺理成章地收起了眼泪,同意将长孙无忌逮捕治罪。

在这两天的对话中,高宗李治流了好几次眼泪,看上去还是一副“宽仁孝友”的厚道模样,可事实上,这不过是李治刻意表演的一场悲情秀。

在这场悲情秀中,李治和许敬宗君臣二人配合得实在是天衣无缝:李治从头到尾都表现得惨惨戚戚、万般无奈,目的无非是想在天下人面前保持他的仁君形象,逃避“诛杀元舅”的历史骂名;而许敬宗则始终表现得坚定果决,不管天子提出什么疑虑、抛出什么问题,他总能快速应对、圆满解决,从而既维护高宗李治的道德形象,又帮助他达成不便明说的政治目的。

乍一看,这起长孙无忌谋反案好像是许敬宗一手制造的,可实际上他不过是个具体的执行人而已。真正的主导者,其实就是这个看上去一脸无辜的唐高宗李治。

长孙无忌与韦季方朋党案原本是毫无瓜葛的,可就是在高宗李治的逐步暗示和引导之下,就是在这对君臣的一问一答之间,长孙无忌的谋反罪名才被一条一条地罗织起来,从一开始的子虚乌有变成了最后的铁证如山。

在君臣的对话中,有一个关键细节是不能忽视的,那就是——真正能够将长孙无忌定罪的所谓证据,其实是第二天才编造出来的。

本来第一天许敬宗就迫不及待地要将长孙定罪了,可李治却“命敬宗更加审察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)。李治下这个命令,与其说是为了证实长孙无忌的清白,不如说是在千方百计地坐实他的罪名。也就是说,李治其实是在暗示许敬宗,要想对长孙无忌这个拥有特殊身份的人治罪,需要拿出更多具有说服力的“证据”。许敬宗心领神会,果然连夜鼓捣出了一堆铁证,让长孙无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

假如说李治确实希望舅父是清白的,那么就算许敬宗搞来了证据,李治也应该慎重地进行核实,亲自了解一下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。最起码在定罪之前,或者说在把长孙无忌贬出长安之前,他至少要和舅父见上最后一面。

可是,李治有吗?

没有。

他甚至连舅父的最后一面也不想见。

《旧唐书·长孙无忌传》称:“帝竟不问无忌谋反所由,惟听敬宗诬构之说。”《资治通鉴》也称:“上……竟不引问无忌。”

两种史料在这里都用了同一个表示惊诧的“竟”字,足见李治此举实在出人意料,也足以反证他此前的悲情流露、于心不忍和万般无奈,统统是在作秀!

显庆四年(公元659年)四月二十二日,高宗李治下诏削除了长孙无忌的职务、爵位和封邑,将他贬为扬州都督,但并不让他到任,而是遣送到黔州(今重庆彭水县)安置,同时“准一品供给”,也就是仍可享受相当于一品官员的生活待遇。

两朝元老、一代权相的辉煌仕途就这样彻底终结了。

离开长安的那一天,长孙无忌看见初夏的阳光把这座繁华的帝都照得一片明亮,宽阔的朱雀大街依然是一派车来人往的热闹景象,可他却要被迫离开生活了四十年的这座城市,带着孤独和屈辱,带着忧惧和彷徨,独自踏上这条山长水远的流放之路。

“无忌富贵,何与越公?”

当年的富贵骄态犹在目前,然而一切已经恍如隔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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