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子李弘暴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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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弘根本没有想过,有朝一日自己会变成母亲权力之路上的最大障碍。

他更没有想到——给予她生命的母亲最后竟然会亲手将他的生命终结!

在李弘眼中,这个世界是美好而光明的。

至少,他认为世界应该是美好而光明的。

从很小的时候起,他的眼中就容不下一丝黑暗与邪恶。少年时代,东宫的老师郭瑜教他读《春秋》,当他读到楚国王子弑君篡位的事情时,立刻把书盖上,又惊又疑地说:“此事是身为臣子的人不忍卒读的,经典既然是圣人垂训后世之用,为何会记载这种事呢?”

郭瑜回答:“孔子作《春秋》,义存褒贬,故善恶必书,如此方能惩恶扬善、教化世人。”

可李弘还是无法接受。他态度坚决地说:“我认为这种事情不仅不能说,而且连听都不忍听,还是换其他书来读吧。”

老师郭瑜被太子的仁孝深深感动,于是就把教材换成了专门讲解正面道德规范的《礼记》。

李弘的仁孝显然是得自高宗的遗传。除了这一点外,他还从高宗和武后那里继承了异常早慧的文学才华。龙朔元年(公元661年),年仅十岁的李弘就有了编纂书籍的想法。他召集了当时的东宫属官许敬宗、上官仪、杨思俭等人,一起博采古今文集,摘录其中的嘉言丽句,予以分门别类,最后由李弘本人综览审订,编成了一部五百卷的大型文集,起名为《瑶山玉彩》,献给了高宗。看到太子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过人的才华和领导能力,高宗大感欣慰,马上赐给太子绸缎三万匹,以示赞赏和鼓励。

由于李弘的仁孝和早慧,高宗一直对他钟爱有加,并且寄予厚望,因而早在显庆四年(公元659年)就曾让年仅八岁的李弘监国。从显庆五年(公元660年)患上风疾之后,高宗更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,迫切想把太子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,于是便在后来的日子里频频命太子监国。

因为高宗在位的三分之一时间都不在长安,而是在东都洛阳,所以在李弘短暂的一生中,就有多达七次的监国纪录——分别是八岁、十一岁、十二岁、十六岁、二十岁、二十一岁和二十二岁。其中除了八岁那次因年纪太小、力不胜任而被高宗和武后接到东都之外,其余六次显然都是胜任愉快的。按《资治通鉴》记载,朝野上下对李弘监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:“太子弘仁孝谦谨……礼接士大夫,中外属心。”

随着李弘监国次数的增多和政治经验的日益丰富,他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政治主张,同时也不断发出与他母亲武后截然不同的声音。麟德元年(公元664年),废太子李忠被赐死于黔州,死后暴尸荒野,无人收葬。李弘得知后,深感哀怜,立刻上表请求高宗收葬这个异母兄长。此事令武后非常不快,尽管她表面上也不得不跟着高宗和其他人一起称赞太子仁厚,可实际上从这个时候起,她对这个越来越有主见的儿子就开始生出不满和警惕了。

此后的几年间,太子李弘与武后的母子关系日渐紧张。到了咸亨二年(公元671年),又一个敏感事件的发生,导致李弘与武后的矛盾冲突迅速趋于尖锐并且完全公开化了。

这个事件是由萧淑妃的两个女儿——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引发的。

那一年,由于关中饥荒,高宗和武后率文武百官前往东都就食,让李弘留在京师监国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李弘忽然发现义阳、宣城二公主自从她们母亲死后一直被幽禁在掖庭冷宫。这个意外发现让李弘大为惊讶,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恻隐之情。当时,义阳公主二十七八岁,宣城公主也已二十四岁,由于唐朝女子出嫁的高峰年龄段都在十五岁左右,所以二公主显然已属大龄女了。(关于二公主的年龄,《资治通鉴》称“年逾三十不嫁”,《新唐书》更夸张,说是“四十不嫁”。其实两书的记载均与事实不符。因为此时高宗本人的年龄也不过四十四岁,怎么可能有两个三十多甚至四十岁的女儿呢?事实上,高宗十六岁当上太子不久便娶了萧淑妃,就算当年生子,长女义阳公主的年龄也绝对不会超过二十八岁;而次女宣城公主卒于唐玄宗开元二年,享年六十六岁,所以倒推回来,咸亨二年应该是二十四岁。)

有鉴于二公主这么多年来一直受到不人道的待遇,而且早已过了适婚年龄,所以李弘立刻上奏,请求高宗和武后为她们选择夫婿,让她们出嫁,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

看见太子的奏疏后,高宗当即应允,可武后却勃然大怒。

你小子什么意思,这不是故意让老娘难堪吗?

众所周知,萧淑妃是武后当年的死敌,她和王皇后的结局之悲惨,朝野上下的人们都有目共睹,并且记忆犹新。所以这么多年来,尽管大家明知道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受到了不公正待遇,可始终没有人敢替她们说话。|||||

作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,她们这辈子也只能这样了。除了在寂寞深宫中自生自灭之外,她们还能怎么办?要想让谁来帮助她们脱离苦海,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。

可人们万万没有料到,在时过境迁的多年之后,居然会有人站出来帮两个落难公主求情。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,这个人居然是武后的亲生儿子李弘。

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!

李弘的奏疏一上,朝野顿时哗然。

往小了说,这只不过是李弘在向两个处境凄凉的异母姐姐伸出援手;可往大了说,李弘此举不啻于在替武后的政敌萧淑妃伸冤平反!

因为李弘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王子,而是堂堂的帝国储君,所以,他的一举一动绝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情感和好恶,还必然会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。也就是说,李弘的特殊身份决定了,不管他的个人动机是否与政治有关,朝野上下的人们都会对他的行为作出各种富有政治意涵的解读。职是之故,太子此举就必然会深深刺痛他的母亲武后,也无异于狠狠扇了武后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
在武后看来,太子这么做,摆明了是在以他的慈悲仁义衬托她的冷酷无情,更摆明了是在挑战她这个母亲的权威!

武后感到了无比愤怒和伤心……

然而,武后毕竟是一个城府极深的女人,不管她心里如何翻江倒海,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。面对太子的上疏,武后拿出了一副宽宏大度的姿态,当即把义阳、宣城二公主许配给了高宗的两个近身侍卫:权毅和王勖。

这两个侍卫虽然本人官职不高,但是家世出身都还不错(权毅的祖父是秦王府嫡系,封卢国公,父亲也官至桂州都督;王勖的祖父官至监门将军,封平舒公,父亲是歙州司马),论其门第,也还算配得上这两位落难的公主。

至此,这令人尴尬的一幕总算是翻过去了。

整个事件以武后再一次妥协退让、李弘又一次如愿以偿而告终。

表面上什么问题都没有,可事实上,经过这个“请嫁二公主”事件之后,武后与李弘的母子关系已经濒临破裂的边缘。史称,太子李弘“由是失爱于天后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〇二)。

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起,太子李弘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。

很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候,一个可怕的念头悄然跃入了武后的脑海。

就像多年以前,当武后凝视着襁褓中的安定公主,也曾有一个黑色的念头蓦然跃入她的脑海一样。

咸亨四年(公元673年)二月,太子李弘一度被耽误的婚事终于要举行了。

由于此前的那个准太子妃杨氏被贺兰敏之辣手摧花,玷污了名节,所以婚事告吹。这一次,高宗和武后又替太子挑选了左卫将军裴居道的女儿。据说这个女子温柔娴淑,“甚有妇礼”,而裴氏本身又是河东大姓,所以高宗对这桩婚事非常满意,曾对侍臣说:“东宫内政,吾无忧矣!”(《旧唐书·孝敬皇帝传》)其欢喜和欣慰之情溢于言表。

高宗这句话,在一般人听来,很可能只是对儿媳的嘉许和赞赏,没什么别的意思。可是在武后听来,这句话却充满了让她紧张的弦外之音。

因为太子妃就是未来的皇后,“东宫内政”就是未来的“宫廷内政”,天子在公开场合如此强调,究竟意味着什么?是不是可以认为,高宗已经有了传位于太子之意,才会如此在乎裴氏有没有母仪天下的妇德?

后来的事实很快就证明——武后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。

就在太子大婚的两年后,亦即上元二年(公元675年)四月,高宗忽然对太子李弘表示,准备将皇位内禅于他。

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对武后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。

她一直以来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变成了现实!

天子无戏言。高宗的禅位之意既已出口,那就不可能收回成命。既然如此,那武后该怎么办?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这个一向忤逆她的儿子登上皇位,然后名正言顺地拿走她奋斗了大半生才获得的这一切吗?

不。武后绝不会就此承认失败,更不可能败给自己的亲生儿子。

她知道,要阻止李弘登基的办法只有一个。

那就是——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

除此以外,没有别的选择!

此时此刻,武后已经不再是一个母亲,而是一个决意要问鼎天下的女人。

此时此刻,李弘也不再是一个儿子,而是武后在这个世界上的头号政敌!

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——大唐帝国的皇太子李弘,于上元二年四月随高宗和武后从幸东都,忽然暴亡于合璧宫绮云殿,年仅二十四岁。

太子之死让高宗李治悲痛欲绝。

他绝对没有想到,自己刚刚宣布要禅位,年纪轻轻的太子就遽然离世了。|||||

白发人送黑发人,这无疑是世间至深至痛的悲剧之一。

高宗李治在无尽的哀伤中颁布了一道《皇太子谥孝敬皇帝制》,在制书中履行了对太子李弘的承诺,破例追赠他为孝敬皇帝:

皇太子弘,生知诞质,惟几毓性。直城趋驾,肃敬著于三朝;中寝问安,仁孝闻于四海。自琰圭在手,沉瘵婴身,顾惟耀掌之珍,特切钟心之念,庶其痊复,以禅鸿名,及腠理微和,将逊于位。而弘天资仁厚,孝心纯确,既承朕命,掩欻不言,因兹感结,旧疾增甚。亿兆攸系,方崇下武之基;五福无徵,俄迁上宾之驾……天性之重,追怀哽咽,宜申往命,加以尊名……慈惠爱亲曰‘孝’,死不忘君曰‘敬’,谥为孝敬皇帝。(《旧唐书·孝敬皇帝传》)

作为以高宗名义发布的官方文件,这道制书承担了两个任务:第一,对太子进行追赠;第二,也是更重要的——在第一时间对太子死因发表了官方声明,宣称李弘是因“沉瘵婴身”“旧疾增甚”而自然死亡。

那么,李弘究竟是怎么死的?是像大多数史料记载和民间纷传的那样,被他的母亲武后鸩杀,还是如这份官方声明所言,是因罹患疾病而不治身亡?

要弄清李弘之死的真相,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李弘的病史。

作为高宗的嫡长子,李弘不仅遗传了李治仁厚的性格,而且遗传了李治羸弱的体质。李弘从童年时代起就体弱多病,上面这道制书中所说的“自琰圭在手,沉瘵婴身”,就是说他打小就重病缠身了。“琰圭”是一种上尖下方的玉器,通常在举行某种大典时使用。李弘执圭的年龄难以具体确定,但是有两种可能:一是在他四岁被册立为太子的时候,二是八岁加元服并奉旨监国的时候。而无论哪一种,都足以说明李弘得病时的年龄还很小。而“沉瘵”的“瘵”(zhài)指的是肺结核。在古代,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,基本上无法根治,只能依靠长期的药物调理来控制病情。

到李弘长大成人后,病情不但没有好转,反而有日渐加重的倾向。咸亨元年,也就是李弘十九岁时,负责太子膳食的典膳丞邢文伟,就曾因为太子长久居于内殿、很少接见东宫臣僚而上书批评,并依照礼制减免了对他的膳食供应。李弘连忙回信解释,说:“比日以来,风虚更积,中奉恩旨,不许重劳”(《旧唐书·邢文伟传》),也就是说他近来病情加重,所以皇上特意命他多休息,不许过度劳累。

到了咸亨二年正月,高宗和武后至东都就食,留李弘于京师监国。当时的宰相戴至德、张文瓘都兼任东宫的左庶子,于是受命辅佐太子。可李弘还是由于“多疾病”、精力不济而无法打理政务,所以在监国期间,实际上“庶政皆决于至德等”(《旧唐书?孝敬皇帝传》)。

这一年五月,高宗又下诏,命时年十八岁的沛王李贤帮助太子处理朝政——“尚书省与夺事,及须商量拜奏事等文案,并取沛王贤通判。”(《唐会要·储君》)此举的主要目的固然是为了给李贤提供政治上历练的机会,但同时也从侧面表明,李弘的身体状况实在令人担忧,以至高宗不得不让李贤替太子分劳。

时至上元二年,婚后李弘的健康状况也并未因新婚之喜而有所改善。就是在这个时候,高宗向李弘表示要禅位于他,“庶其痊复,以禅鸿名”,就是说一旦太子身体有所恢复,就实行内禅;“及腠理微和,将逊于位”,这句话意思同前面一样,也是说等太子肤色稍微好看一点(指病情改善),就正式传位给他。

按照上面那道制书的表述,高宗很可能是想通过这个“禅位”的好消息,让太子的心情愉快一点、振作一点,借由心境的改善促进病情的好转。可高宗万万没有料到,“天资仁厚、孝心纯确”的李弘在听到这个消息后,非但不感到快乐,反而“因兹感结,旧疾增甚”,也就是因不忍父皇为他逊位而产生极大的伤感,导致病情更加严重,以至“俄迁上宾之驾”,突然就去世了。

鉴于李弘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种病恹恹的状况,加之李唐朝廷又以高宗名义发表了官方声明,宣称李弘是因病而亡,所以《唐实录》就对此做了模糊处理,只用了“暴卒”这种耐人寻味的字眼,没有明说李弘是怎么死的;而《旧唐书》中的李弘本传,除了把高宗的这道制书客观地记录下来之外,就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:“太子从幸合璧宫,寻薨。”事实上也并未说明李弘的死因。

然而,几乎就在朝廷发表官方声明的同时,民间关于李弘之死的另一个版本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,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李弘的亲生母亲——武后。|||||

大多数的人认为是武后毒死了李弘。比如《资治通鉴》就称:“太子薨于合璧宫,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。”

此外,如《旧唐书》中李弘本传以外的其他传记以及《唐会要》《唐历》《新唐书》中的相关记载,基本上也都持这种看法。

其中,《旧唐书·肃宗诸子列传》《唐会要·追谥皇帝》这两种史料,都记载了中唐名臣李泌与唐肃宗的一段谈话,明确认为是武后鸩杀了李弘:“孝敬皇帝,为太子监国,而仁明孝悌。天后方图临朝,乃鸩杀孝敬。”

成书于中唐时期的《唐历》也称:“弘仁孝英果,深为上所钟爱,自升为太子,敬礼大臣鸿儒之士,未尝居有过之地。以请嫁二公主,失爱于天后,不以寿终。”所谓“不以寿终”,实际上就是死于非命。

《新唐书》的记载更是毫不含糊。该书的《则天武皇后传》直截了当地说:“后(武后)怒,鸩杀弘。”《高宗本纪》也说:“己亥,天后杀皇太子。”《孝敬皇帝传》称:“后(武后)将骋志,弘奏请数拂旨。上元二年,从幸合璧宫,遇鸩,薨。”

李弘死后,大唐帝国的储君位子并没有虚悬太久。

上元二年(公元675年)六月,也就是李弘暴亡的两个月后,有个人立刻补上了这个空缺。

他就是高宗和武后的次子——雍王李贤。

这一年,李贤二十二岁。

相对于多愁善感、体弱多病的故太子李弘而言,新太子李贤的出现顿时让朝野上下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。因为李贤和他那病恹恹的大哥截然不同,他身体强健、文武双全,是一个标准的阳光男孩。

不过此时的李贤并不知道,无论他过去的生命有多么阳光,在未来的日子里,他很快就将被一团巨大的阴霾所笼罩。

因为他坐上了大哥李弘曾经坐过的位子,所以他必然也要面对李弘曾经遭遇的命运。

一场新的噩梦开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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