偃武修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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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627年阴历正月初一,大唐帝国改元贞观。

这一年,唐太宗李世民二十九岁。

虽然年未而立,但是一个独步古今的治世典范,却已经在这一刻从他的手中开启。

正月初三,李世民在宫中大宴群臣,命乐工即席演奏大气磅礴、震人心魄的《秦王破阵乐》。此曲是武德三年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时,由军中将士集体创作。他们为旧曲填入新词,词曰:“受律辞元首,相将讨叛臣;咸歌《破阵乐》,共赏太平人。”从此这首歌曲就成了唐朝的军歌。

在宴会上,李世民听着雄壮激越的《秦王破阵乐》,情不自禁地感叹道:“朕昔日受命征伐,民间遂有此曲,虽然比不上文德之雍容,但功业由此而成,朕不敢忘本!”

旁边的右仆射封德彝一听,赶紧顺着天子的口气奉承说:“陛下以神圣武功平定海内,岂是区区文德所能比拟。”

可是封德彝这次的马屁却拍到了马腿上。李世民不以为然地说:“戡乱以武,守成以文;文武之用,各随其时。卿谓文不及武,斯言过矣!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二)

封德彝顿时惭悚不能对,连忙顿首谢罪。

李世民很清楚,建立一个帝国需要凭借战争和武功,可要缔造一个盛世却必须依靠文治与教化。

换言之,如果说武德时代的关键词是征战与杀伐,那么贞观时代的关键词就是——文教和礼乐。

正是因为有着这种清醒的认知,所以早在武德四年,李世民就开辟了名闻天下的文学馆,汇聚了当时最优秀的文化精英“十八学士”。登基刚一个月,李世民就再次在弘文殿的旁边建立了一所弘文馆,收集了经、史、子、集共二十余万卷的书籍,陈列于馆中,命虞世南、褚亮、姚思廉、欧阳询、蔡允恭、萧德言等硕学鸿儒,各以本官兼弘文馆学士,每隔一天到馆中值宿。而李世民则在繁忙的政务之余,见缝插针地将他们召入内殿,与他们探讨历代兴亡,商榷朝廷政事,经常谈到午夜才罢。

很显然,李世民要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天下人——兵戈横行、战火肆虐的日子已经远去,一个偃武修文的时代已经来临。

然而,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,却还是有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,再次逆流而动。

他就是燕王李艺(罗艺)。

贞观元年正月十七日,时任天节将军的李艺突然在泾州(今甘肃泾川县)揭起反旗。

众所周知,李艺是李建成的死党。武德六年初,李建成平定刘黑闼后,推荐李艺入朝担任了左翊卫大将军,李艺从此对李建成死心塌地,在朝中公然以太子党自居,而且自恃军功,所以就没把秦王府的人放在眼里。据记载,秦王左右的人有一次到他军营中办事,不知何故,双方起了冲突,李艺就把秦王的手下狠狠揍了一顿。李渊觉得李艺做得有点过分,为了公平起见,只好把他关进了监狱。可李渊一直很器重李艺,所以没过多久就把他释放了,不但让他官复原职,而且还以本官领天节军镇守泾州。

李艺殴打秦王手下的原因,史书没有记载。我们估计有两种可能性:或者是李艺为了表明自己对李建成的死忠,故意找秦王手下的麻烦;或者是秦王府的人看不惯李艺的太子党嘴脸,言行举止有所冒犯,所以激怒了他。但是不管出于哪种原因,李艺与秦王的关系在武德后期极度恶化,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

因此,当太子被杀、秦王即位后,李艺自然会感到惶恐不安。他意识到,就算李世民不收拾他,自己在新朝的政治前途基本上也完蛋了。

果然,李世民一上台就给李艺封了个“开府仪同三司”的虚衔。李艺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,下一步很可能就要褫夺他的兵权了,于是更加恐惧。正在此时,一个名叫李五戒的女巫又煽动李艺的妻子孟氏说:“王妃骨相贵不可言,必当母仪天下!”孟氏窃喜,又让李五戒偷偷观察李艺。李五戒说:“王妃之贵,缘于大王,而今大王贵气已现,十日间当升大位!”孟氏狂喜,于是不断怂恿李艺兴兵反叛、争夺天下。

在当时那种天下一统、四海归心的形势下,举兵造反无异于找死。

但是李艺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。

因为造反是找死,可不造反就是等死,所以李艺豁出去了。

起兵造反起码还有一线生机,实在不行还可以逃奔突厥,再怎么样也比待在这里被李世民温水煮青蛙慢慢弄死的好。

主意已定,李艺就诈称奉皇帝密诏,要勒兵入朝,遂发兵进抵豳州。豳州治中赵慈皓不辨真假,只好硬着头皮出城迎接,李艺随即入据豳州。

李世民得知兵变消息,立刻下诏,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出任行军总管,率兵讨伐。赵慈皓听说朝廷已经发兵征讨李艺,知道自己犯了大错,白白送给李艺一座城池。为了将功补过,赵慈皓连忙暗中与豳州将领杨岌谋划,准备对付李艺。不料事情泄露,赵慈皓随即被李艺囚禁。杨岌在城外察觉有变,立刻发兵攻打李艺。|||||

此时此刻,李艺的手下将士已经知道所谓的奉密诏入朝纯粹是个骗局,所以没人愿意替他卖命。双方刚刚接战,李艺的部众便哗然溃散。李艺万般无奈,连妻儿老小都来不及带走,率左右数百骑仓惶北走,亡奔突厥。

可是,就连这最后的几百个亲兵,也没人肯跟着李艺去当突厥人的鹰犬。所以一行人刚刚跑到乌氏驿(今甘肃泾川县北),左右就趁李艺不备,砍下了他的脑袋,随即传首长安。李世民立刻革去李艺的皇姓,将其首级挂在闹市示众,同时逮捕其妻孟氏、女巫李五戒,一同在闹市斩首。不久,罗艺的弟弟、时任利州(今四川广元市)都督的罗寿,也坐罪被诛。

罗艺的造反就像是一场闹剧。

朝廷的讨伐大军还没走出长安,他的首级就被左右砍下送到了京师,可见他的造反实在是不得人心。此外,罗艺自隋朝末年起便是威震一方的猛将,身经百战,强悍骁勇,而今败亡却如此之速,也足见当时的军队将士在历经多年战乱之后,是多么厌倦战争,渴望和平,这也从客观上证明了李世民偃武修文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性。

贞观元年五月,李世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贺礼。

这就是北方残余的两大割据势力之一——苑君璋的归降。

在隋末唐初的乱世枭雄中,这个苑君璋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个典型的骑墙派。他本是刘武周的部下,当初刘武周要发兵进攻李唐时,苑君璋就曾经劝他说:“唐主举一州之兵,定三辅之地,郡县纷纷归附,海内望风而降,此乃天命,非人力可为。况且并州以南,地形险阻,若孤军深入,恐后无所继,不如一方面联合突厥、一方面结援唐朝,而后自保一方、南面称孤,方为上策!”

如果刘武周采纳苑君璋的建议,那即便没有大的作为,起码也可以偏安一隅,让自己的割据政权活得更久一点。可野心勃勃的刘武周却没有采纳,而是命苑君璋镇守朔州,然后倾巢南下,最后果然血本无归。兵败之时,刘武周后悔不迭、扼腕泣下,对苑君璋说:“恨不用君之言,乃至于此!”

刘武周死后,苑君璋接管了他的剩余地盘和势力。东突厥封苑君璋为大行台,派遣了一支军队协防,名义上是督兵助镇,实际上是在监视他。当时高祖李渊多次遣使劝苑君璋归降,可苑君璋一心想要在突厥人和唐朝之间玩平衡术,所以始终没有答应。但是其部将高满政却有心归唐,于是劝他说:“夷狄无礼,本非人类,岂可北面事之,不如尽杀突厥以归唐朝。”(《旧唐书?苑君璋传》)苑君璋不从,高满政只好发动兵变,企图迫使他就范。苑君璋猝不及防,只好逃亡突厥。

高满政以城降唐后,被任命为朔州总管,封荣国公。苑君璋为了报仇,于武德六年引突厥兵南下,攻破马邑(朔州治所,今山西朔州市),杀了高满政,随后退保恒安(今山西大同市)。但是此后的几年中,随着李唐王朝国势日隆,苑君璋部众人心离散,不断有人叛逃唐朝。苑君璋势蹙,不得不向高祖李渊请降,并在降表中提出“请捍北边以赎罪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二)。苑君璋这个要求看上去好像很有诚意,其实无非还是想玩他那套政治平衡术。

然而,苑君璋的如意算盘最后还是落空了。

虽然李渊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,派遣使臣元普与其签订协约,并赐给他免死金券,但是颉利可汗听说后却大为不满,立刻遣使向他施加压力。

苑君璋的骑墙术遭遇了尴尬。处于两大强邻之中,苑君璋不但未能左右逢源,反而颇有左右为难、骑墙难下之势。他的儿子苑孝政心向李唐,于是对他说:“刘武周殷鉴不远。如今既已降唐,就不应再归突厥,否则是自取灭亡。况且粮储已尽,人心离散,如更迟疑,祸在旦夕!”可他的一个幕僚郭子威却心向突厥,极力游说他:“恒安之地,王者旧都,地险城坚。而今突厥方强,足可倚为后援;据此坚城,足观天下之变!何苦降于李唐、束手于人呢?”

苑君璋最后还是听信了郭子威之言,翻然撕破那一纸墨迹未干的协约,逮捕了唐朝使臣元普,将其押送突厥,并再次投靠了突厥人,随后频频与突厥联兵,入寇太原以北的唐朝边境。

这一次苑君璋是打算彻底依附东突厥,死心塌地把屁股挪到墙的那一边去了,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,人算不如天算——一度如日中天的东突厥转眼间就日薄西山了。

因为东突厥在政治上、军事上和经济上接连遭遇了一连串严重问题。到了贞观元年前后,这棵昔日的大树不但不能再荫庇他,而且本身都已摇摇欲坠。苑君璋痛定思痛,最后不得不再次把屁股挪回墙的这一头——率众归降唐朝。|||||

至此,这棵摇摆不定的墙头草终于有了归宿。而自从隋朝末年以来便一直为患边境的这股割据势力,也总算在盛世前夕回到了中原王朝大一统的怀抱。

这对于即位不久的李世民而言,当然是一份特殊的贺礼。所以李世民并没有亏待苑君璋,随即任命他为隰州(今山西隰县)都督,封芮国公,并赐食邑五百户。

那么,东突厥到底发生了什么,才会让苑君璋这个一贯首鼠两端的人最终下决心归降李唐呢?

答案是四个字:天灾人祸。

首先是人祸。东突厥自从始毕可汗以来,国势之所以日益强盛,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政令简便易行,符合突厥人质朴的天性,至颉利可汗执政初期,仍然保留着这个优良传统,所以国力依旧强大。但是到了后期,颉利专门宠信一个叫赵德言的汉人,此人得宠之后作威作福,将突厥的种种制度、政策和法令悉数变更,导致政令烦苛,国人不胜其扰,大为不满;加上颉利可汗又与敕勒诸部族交恶,频频与其中的薛延陀、回纥等部交战,因此内政大乱,国力日衰。

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,正当东突厥局势日益严峻之时,又连续几年遭遇罕见的雪灾,致使牲畜普遍死亡,民间爆发了大规模饥荒,百姓纷纷冻馁而死。颉利眼见国库日渐空虚,王庭的各项开支捉襟见肘,不得不对突厥各部落征收重税。这样一来愈发导致恶性循环,突厥民众不堪负荷,“由是内外离怨,诸部多叛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二)。

到了贞观元年秋天,东突厥已经日暮途穷,彻底暴露出亡国之兆,于是唐朝的大臣们纷纷劝说李世民趁势出兵,攻击突厥。

很显然,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
尽管已经确立了偃武修文的政治路线,准备专心致力于内政建设,但是在如此诱人的机会面前,李世民还是心动了。

他召集了萧瑀、长孙无忌等宰执重臣,说:“颉利君臣昏虐,危亡就在眼前。如果我们发兵攻击,则背弃了刚刚与其订立的盟约;可要是不打,又会坐失良机,你们认为该怎么办?”

我们都知道,李世民巴不得雪洗渭水之盟的耻辱,所以担心违背盟约云云,不过是场面上的漂亮话而已。他真正的难处并不在于是否会违背盟约,而在于是否会违背他刚刚确立的大政方针。

要知道,战争的机器一旦开动,绝不是说停就能停的。虽然此时的突厥虚弱不堪,但是能否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,谁也没有把握。所以尽管李世民内心跃跃欲试,可还是强忍着报仇的冲动,希望广泛听取大臣们的意见。

对于这个问题,大臣们分成了两派,萧瑀等人赞成出兵,而长孙无忌则提出了反对意见,他说:“蛮虏并未侵犯边境,所以臣以为不便开战。理由有三:第一,违背盟约;第二,劳民伤财;第三,非王者之师!”

李世民最终采纳了长孙无忌的意见,停止了对突战争的动议。

其实,真正让李世民放弃战争的理由只有一条,那就是——劳民伤财。

为了确保国内的和平,早日达成太平盛世的理想,李世民最后还是放弃了平灭突厥这一唾手可得的武功。

他知道,眼下最值得自己追求的东西不是威震四夷的赫赫武功,而是李唐天下的煌煌大治。

贞观元年初秋,李世民好不容易说服自己放弃了对突战争,可紧接着在九月份,他却不得不发布了另一道战争命令,进攻目标是岭南的酋长冯盎。

此人其实很早就已归顺唐朝,但却长年与其他部落相互攻击,而且不到长安朝贡,所以与他毗邻的唐朝各州纷纷上表,奏称冯盎反叛,请求朝廷下令征讨,前后奏章不下数十件。

像这样的战争,李世民就认为非打不可了,因为冯盎的性质是叛乱,与突厥截然不同。

所以李世民几乎不假思索地做出了决定,命江南、岭南数十州的军队,共同出兵讨伐冯盎。

然而,有一个人对李世民的战争决策却大不以为然。

他并不认为这场仗非打不可。

这个人就是魏徵。

就在战争即将打响的前夕,魏徵极力劝谏李世民:“如今天下初定,而岭南瘴气流行、路途遥远,无法驻扎重兵,况且指控冯盎叛乱的证据并不充分,臣以为不应兴师动众。”

李世民说:“检举冯盎的奏章不绝于途,怎能说证据不充分?”

魏徵说:“冯盎若反,必分兵据险,攻掠州县。如今对他的指控已有数年,而他的军队始终没有越出辖区,显然并不是反叛。只因江南各州众口一词,都说他反,陛下又从不曾遣使安抚,冯盎畏惧一死,当然就不敢入朝。如果派遣使臣前往,示以至诚,冯盎喜于免祸,必可不战而令其归服。”|||||

李世民一想,魏徵之言确实有道理,自己终究还是百密一疏了,于是即刻收回战争命令。

这年十月,李世民遣使前去安抚,冯盎果然马上让他儿子率使团到长安觐见朝贡。李世民大为感慨,在朝会上对群臣说:“魏徵让我派出一个使节,岭南遂得以安定,其效果胜过十万雄兵,不可不赏!”随即赏赐魏徵绸缎五百匹。

李世民即位之后,大唐王朝一连多次化解了战争危机,从而牢牢确立了偃武修文的执政路线。在此,除了要归功于李世民本身的隐忍、明智和审慎之外,长孙无忌、魏徵等人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。

正是由于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能够上下一致、协力同心,才能为大唐帝国赢得一个休养生息、长足发展的机会,从而为贞观之治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。作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,李世民的品格、能力、智慧与韬略,也从此开始在帝国的权力巅峰上尽情展现,并且大放异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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