弃霸道择王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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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世民即位之初,虽然海内早已平定,大唐王朝也已经走过九个春秋,但是李世民从高祖手中接过来的却仍然是一座百废待兴的江山——“率土之众,百不存一;干戈未静,桑农咸废;凋弊之后,饥寒重切。”(《全唐文》卷二)

也就是说,经历隋末唐初的多年战乱之后,人口数量急剧萎缩,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,普通百姓虽已逃脱战争和死神的魔爪,却依旧生活在饥寒与贫困的阴影之中。

大乱之后,如何求治?

如果把几千年的中华帝国文明史看成一幅升降起落的曲线图,那么此刻的大唐王朝无疑正处在一个长达四百年的下降通道的谷底——自公元220年大汉帝国覆亡之后,这片古老的大地便在三国鼎立、五胡乱华、南北纷争的黑暗岁月里呻吟和板荡,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,中华帝国才重新回到大一统的轨道,太平盛世的理想才重新在人们的心头点燃。然而,好大喜功、穷兵黩武的隋炀帝杨广却粗暴地葬送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。他在位仅十余年,盛世理想便恍若一场幻梦,在短暂的精彩之后破灭无余,中华大地再次跌入血火交织的乱世深渊。

而此时此刻,在隋王朝的废墟上迅速崛起的大唐帝国,究竟能否汲取隋亡的历史教训,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,居安思危,励精图治,在大一统的基础上重建一条坚实的上升通道,再造媲美于大汉王朝的那样一个繁荣强大的帝国?抑或仍旧实行强力统治,骄奢纵欲,穷兵黩武,重蹈隋王朝的历史覆辙,令美好的盛世理想再度昙花一现?

这是摆在贞观君臣面前的一道历史课题。

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捩点上,以李世民为首的新一届李唐政府,应该选择一种怎样的方式来治理天下,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。

为此,早在武德九年末,即李世民登基数月后,大唐君臣就围绕着未来的施政方式展开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讨论。

准确地说,这是一场辩论。

话题由李世民提出。他说:“我朝承大乱之后,恐怕人民不容易接受教化;欲求天下大治,恐怕也不容易见成效。”

魏徵率先亮出了他的观点:“不然。长期安定之人容易骄逸,骄逸才难以教化;而久经离乱之民愁苦,愁苦则易于治理。譬如饥饿的人什么食物都觉得可口,什么水都觉得好喝一样。”

李世民说:“贤明的人为政百年,才能祛除残忍好杀之风。大乱之后,欲求大治,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么容易,在短时间内达到?”

魏徵胸有成竹地答道:“百年而治者是庸常之主,非圣哲之君。若明君施政,上下同心,四方响应,相信大治并不太难,三年成功尤嫌太晚!”

李世民频频颔首,深以为然。

可是,魏徵的观点立刻遭致大多数宰执重臣的反驳。

为首的人就是右仆射封德彝。

他用一种近乎嘲笑的口吻说:“自夏、商、周三代以降,人心日渐浇薄诡诈,所以秦朝专以严刑峻法治国,汉朝也不得不兼杂王道与霸道,此乃欲教化而不能,又岂是能教化而不欲?魏徵一介书生,不识时务,若信其虚论,恐败乱国家!”

面对封德彝尖酸刻薄的指摘,魏徵毫不示弱,坦然应对:“五帝三王治国时,人民也是久经离乱,可照样能够教化。躬行帝道则成就帝业,躬行王道则成就王业,一切都取决于人君的努力。考诸史籍,昔日黄帝与蚩尤大小七十余战,天下可谓混乱至极,可战胜蚩尤后,天下遂致太平;其后颛顼诛除九黎,商汤驱逐夏桀,武王讨伐商纣,不都是在天下大乱之后进而缔造了太平盛世吗?若说古人淳厚质朴,后世浇薄诡诈,那么迄于今日,人民应悉数变为鬼魅,人君又如何教化治理?”

封德彝顿时语塞,其他反对者也都哑口无言。但他们坚持认为:魏徵所言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,断不可行。

很显然,魏徵所坚持的观点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:王道仁政。

这是一种以仁义道德治理天下的统治方式,坚信道德与政治密不可分。孔子说: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(《论语?为政篇》)而“政”的语源是“正”,确实含有显而易见的道德寓意。所以王道思想强调政治领袖必须正心诚意、克己修身,进而推行仁政,以道德礼义化育万民、治理天下;同时轻刑罚、薄徭赋、发展生产、选贤用能,最终让天下的百姓丰衣足食——“老者衣帛食肉,黎民不饥不寒。”(《孟子?梁惠王上》)

而封德彝等人的立场则是与王道对立的霸道。|||||

所谓霸道,是指君主凭借权术、暴力和严刑峻法进行统治的方式。在周王朝衰落的春秋战国时期,各诸侯国完全不服从周王室的统治,竞相以武力与权谋进行杀伐和兼并,于是产生了齐桓公、秦穆公、晋文公、宋襄公、楚庄王等所谓春秋五霸,从而构成了霸道的政治理论基础。孟子说:“以力假仁者霸,以德行仁者王。”他认为,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:前者是以道德和礼义感化人民,而后者则是以强权和武力镇压人民。但是“以力服人者,非心服也,力不瞻也”,只有“以德服人者”,才能让人“心悦而诚服”。(《孟子?公孙丑上》)由此可见,类似春秋五霸那样的事功在儒家学者眼中根本是微不足道的,而霸道之术当然也为绝大多数的后世儒者所不齿。

发生在武德末年的这场事关国家施政方式的高层辩论,只有魏徵一个人坚持王道,而以封德彝为首的朝廷重臣则普遍倾向于霸道。

然而,最终结果却是魏徵胜出了。

因为他得到了李世民的鼎力支持。

唐太宗李世民力排众议,最终选择了儒家的王道仁政作为李唐王朝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。不久后,李世民就在朝会上对文武百官公开宣布:“朕所好者,唯尧、舜、周、孔之道,以为如鸟有翼,如鱼在水,失之则死,不可暂无耳!”

从此,李世民开始不遗余力地推行王道仁政,而入手处就是宽减刑罚。

武德九年十一月,李世民与群臣讨论当时社会上的犯罪现象,有人依旧未脱“乱世用重典”的旧习,强调“重法以禁之”,李世民当即一脸不悦地说:“百姓之所以犯罪,根本原因有二:一是赋繁役重,二是官吏贪求,所以饥寒交迫,才顾不上礼义廉耻。以朕看来,对治之法有三:一是去奢省费,二是轻徭薄赋,三是选用廉吏;如此一来,百姓衣食无忧,自然不会犯罪,又何须用重法!”

贞观元年正月,李世民召集吏部尚书长孙无忌、弘文馆诸学士以及朝廷的立法和司法官员,共同讨论修订律法,把五十多种绞刑条款全部废除,一律改为“断右脚脚趾”。修订之后,李世民还是觉得此刑过于残酷,于是对朝臣说:“废除肉刑,由来已久(中国废除肉刑始于汉文帝刘恒,但后世多有恢复,至隋文帝杨坚才再次废除)。朕以为不可再伤害百姓肢体,所以此法仍须改易。”有人随即提出,将“断右趾”改为流放三千里、服苦役三年,李世民立刻下诏批准。

作为儒家王道思想的基础,政治领袖必须率先垂范,努力做到正心诚意、克己制欲。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第一义,正所谓“一人正而天下正”。

在这方面,李世民并非一开始就能做到,而是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。执政初期,李世民的统治方式跟历代君主一样,并不排斥“以权谋御下”的帝王术。有一件“反腐败”的案子足以说明这一点。

在当时的长安官场,官员贪污受贿的行为十分普遍。李世民对此深恶痛绝,决定惩治腐败,于是暗中派遣左右心腹向朝臣“行贿”,试图以此引诱官员上钩,然后杀一儆百。(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,当今美国政府也有类似做法,称为“敲诈行动”——sting operations。)此计一施,马上有个官员掉进了陷阱。虽然“受贿”的数额很小,仅仅是一匹绢,可李世民还是勃然大怒,准备杀了这个官员。民部尚书裴矩力谏,说:“为吏受赂,罪诚当死;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,乃陷人于法也,恐非所谓‘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’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二)李世民闻言,顿时醒悟,随即收回了成命。

这件事情之后,李世民就断然抛弃了类似的做法。

贞观元年五月,有朝臣上疏,请求天子去除佞臣。李世民问:“你说的佞臣是谁?”那人回答:“臣身份低微,不能确切知道是哪些人。但是有一个办法,很容易就可以试出来。请陛下在与群臣交谈的时候佯装发怒,借此试探,如果是执理不屈的,那就是直臣;要是畏威顺旨的,那就是佞臣。”

李世民摆摆手说:“君是国之源,臣是国之流;若源泉浑浊而求其流清澈,不可得也。人君自行诡诈之术,如何责成臣下以忠直事君?朕方以至诚治天下,见前世帝王惯以权谲小术对待臣下,常暗自引以为耻。所以,贤卿之策虽善,但朕不能采纳。”

此事足以证明,经过“王霸之辩”后,李世民确实下定了“以至诚治天下”的决心,所以才会将惯用的帝王术视为一种可耻的行为。

当然,不可否认的是,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中,李世民也并未全然摒弃帝王术。在权力控制的过程中,他也难免会运用一些“胡萝卜加大棒”的御下手段,只不过这种手段绝对要比敲诈行动高明得多,也有效得多。|||||

除了正心诚意外,在“克己制欲”方面,李世民的表现也堪称历代帝王的楷模。

众所周知,在古代中国,作为一个君临天下、富有四海的皇帝,最容易犯的毛病,或许就是纵欲;而最难修炼的品格,无疑就是寡欲。

对于大多数皇帝而言,坐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,其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放纵并且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。

在他们看来,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。而李世民之所以能从众多的古代皇帝中脱颖而出,成为后世广为传颂的千古一帝,其根本原因之一,就是他在克制欲望这一点上做得比其他帝王好得多。

贞观元年十二月,李世民本来打算修筑一座宫殿,连所需的各种建材都已准备妥当,可思前想后,李世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。

对此,李世民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。他说:“君依于国,国依于民,刻民以奉君,犹割肉以充腹,腹饱而身毙,君富而国亡。故人君之患,不自外来,常由身出。夫欲盛则费广,费广则赋重,赋重则民愁,民愁则国危,国危则君丧矣。朕常以此思之,故不敢纵欲也!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二)

关于李世民力行节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,《资治通鉴》总结说:“由是二十年间,风俗素朴,衣无锦绣,公私富给。”虽然司马光的评价并不完全符合事实——在贞观时代的二十三年间,李世民并未将节俭寡欲的政风一以贯之地坚持到底。但是起码在贞观初期,李世民在这方面的表现还是值得史家推崇的。

在“去奢”的同时,李世民还有一个“省费”的大动作,就是大力精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。

古代中国常有“十羊九牧”之说,意思是衙门机构臃肿,人浮于事,十个百姓就要供养九个官吏。隋文帝时,曾经把东汉末年以来的州、郡、县三级制改为州、县二级制,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“十羊九牧”的状况。但是从隋大业年间起,“豪杰并起,拥众据地,自相雄长”,李唐崛起之后,群雄相率来归,李渊“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,由是州县之数,倍于开皇、大业之间”。

李世民在执政之初就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,“上以民少吏多,思革其弊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二)。于是从贞观元年二月起,李世民就推行了两项重大改革:一是合并州县,二是裁汰冗官。

首先是将武德年间增设的州县予以裁撤合并,其次是根据山川地形的不同,把全国划分为十道:关内道、河南道、河东道、河北道、山南道、陇右道、淮南道、江南道、剑南道、岭南道。这个道不是行政区,而是相当于监察区。此后,李世民多次派遣简点使、观察使、按察使等赴各道巡察,“观风俗之得失,察政刑之苛弊”(《唐会要》)。

在裁撤合并地方行政机构的同时,李世民又对房玄龄说:“官在得人,不在员多。”于是责成房玄龄精简中央政府机构的官员。有隋一朝,长安的各级官员共有二千五百八十一名。经过这次重大的人事改革,唐朝中央的文武官员精简至六百四十三人,大大节约了行政开支,提高了行政效率。

随着李世民对王道仁政的大力推行,儒家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实践得以展开,大唐帝国社会稳定,经济发展,国力蒸蒸日上,开始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。

史称:“自是数年之后,海内升平,路不拾遗,外户不闭,商旅野宿焉!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二)

然而,这种四海升平的繁荣景象却是来之不易的。

李世民即位之初,面对的是一个“霜旱为灾,米谷踊贵,突厥侵扰,州县骚然”的局面。贞观元年,关中饥荒,物价飞涨,一斗米的价格涨到了与一匹绢相当;贞观二年,全国又遍地蝗灾;贞观三年,有些地方旱情严重,而有些地方却又洪涝成灾……就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局面下,李世民却能矢志不渝地坚持王道路线,“锐精为政,崇尚节俭,大布恩德”,并且“从谏如流,雅好儒术,孜孜求士,务在择官,改革旧弊,兴复制度”,所以到了贞观四年(公元630年),整个帝国的形势便焕然一新——“天下大稔,流散者咸归乡里,米斗不过三四钱,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”(《贞观政要》卷一);而多年来一直侵扰中原的东突厥也在这一年春被唐朝征服。

对此,李世民深受鼓舞。他大为感慨地对群臣说:“贞观之初,很多人都坚持认为,当今必不可行帝道、王道,唯独魏徵劝朕推行王道;同时很多人上疏说:‘人主当独运威权,不可委之臣下。’又说:‘宜震耀威武,征讨四夷。’可魏徵还是劝朕说:‘偃武修文,中国既安,四夷自服。’朕全部采纳了魏徵的建言,才短短几年,果然收到了‘华夏安宁,远戎宾服’的巨大成效。突厥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劲敌,而今颉利可汗束手就擒,突厥酋长甚至成了朕的带刀侍卫,各部落皆服中国衣冠,所有这一切,都是魏徵的功劳!”|||||

李世民的这一席话,不仅高度肯定了魏徵对国家所作的卓越贡献,同时也充分表明——武德九年那场“王霸之辩”确实对整个大唐帝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。

换言之,正是由于这场事关国家大政的重要辩论,让李世民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施政路线,从而引领大唐帝国走出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,并且最终开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一个黄金时代——贞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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