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上皇李渊的忠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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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时间的推移,李世民手中的权力日益巩固,大唐王朝也日益呈现出一派政通人和、欣欣向荣的太平景象。

这样的时刻,李世民终于可以腾出手来,做很早就想做的事情了。

贞观三年(公元629年)正月,李世民用一种阴冷的目光锁定了朝中的一个大臣。

这个人曾经是武德年间满朝文武中最得意、最风光的一个人物;进入贞观后,他仍然身居高位,名重一时。

他,就是时任司空的裴寂。

众所周知,裴寂是晋阳首义功臣、李唐开国元勋,深得李渊宠信。登基之初,李渊就曾对裴寂说:“使我至此,公之力也!”随后拜其为尚书右仆射,赏赐华服珍玩无数,并且每天赐以御膳,临朝之时,必引裴寂同坐,极尽恩宠之能事。《旧唐书?裴寂传》称:“当朝贵戚,亲礼莫与为比!”

武德二年(公元619年),刘武周进犯并州、横扫河东,裴寂自告奋勇率兵出征,结果丢盔弃甲,铩羽而归。李渊只不过轻描淡写地责备了几句,表面上把他交给有关部门处理,实际上没过几天就把他放了,而且“顾待弥重”,恩宠不减往日;此后不久,另一个开国元勋刘文静企图与裴寂争宠,却被李渊和裴寂以谋反之名联手铲除。可见在武德一朝,裴寂第一宠臣的地位根本无人可以撼动。

武德六年(公元623年),李渊又擢升裴寂为左仆射,并赐宴于含章殿。裴寂故作谦恭地辞让了一下,表示既然天下已经平定,自己就应该告老还乡了。李渊一听就急了,眼泪哗哗地下来,十分动情地说:“未也,要当相与老尔。公为宗臣,我为太上皇,逍遥晚岁,不亦善乎!”随即加封裴寂为司空,赐食邑五百户,而且派遣一名官员天天到裴府蹲点,生怕他偷偷挂冠而去。从这件事情足以看出,李渊对裴寂的宠信早已超出君臣的范畴,可以说有深厚的私谊。

李世民即位后,一开始对裴寂也显得恩宠有加,优礼备至。贞观元年(公元627年),他加封裴寂食邑一千,与前共计一千五百户。贞观二年(公元628年),李世民到南郊祭祀,返程时忽然命裴寂和长孙无忌与他共乘御辇,以示尊崇。裴寂受宠若惊,不敢奉命。李世民笑着说:“以公有佐命之勋,无忌亦宣力于朕,同载参乘,非公而谁?”(《旧唐书?裴寂传》)

恭敬不如从命。最后裴寂只好硬着头皮与天子同乘而归。

也许正是从“同乘”的这一刻起,裴寂就已经预感到危险的降临了。因为李世民的那句话听上去好像是一种莫大的恩宠,实则充满了弦外之音。

因为,李世民所说的“佐命之勋”,无疑是在向裴寂强调——你佐的是我父亲的命,不是我的。所以,与其说李世民是在夸奖裴寂,还不如说他是在警告裴寂——不论你有多大的“佐命之勋”,你终究是太上皇的人,而不是我李世民的人。

裴寂不无恐惧地发现:在新天子李世民的朝廷上,自己当初的“佐命之勋”不但不再是一种值得骄傲的政治资本,反而使他成了新天子眼中的一根芒刺,随时有可能被连根拔掉。换言之,自己的荣宠到头了。

裴寂的恐惧很快变成了现实。

贞观三年正月,李世民突然颁下一纸诏书,罢免了裴寂的司空之职,削掉了他的一半食邑,并且将他驱逐出京,遣返原籍。

当然,李世民要清除裴寂这种功高望重的元勋老臣,总是要找一个理由的。

或者说要找一个借口。

这次的借口缘于一个名叫法雅的和尚。

武德年间,法雅得宠于高祖,因而能够自由出入宫禁。可到了贞观初年,法雅的这项特权被取消了,于是心怀怨恨,散布了一些蛊惑人心、影响社会稳定的“妖言”,随即被朝廷有关部门逮捕。兵部尚书杜如晦亲自审理此案。本来裴寂和这个案子根本是八竿子打不着,可杜如晦亲自审问的结果偏偏就扯上了裴寂。

据法雅供认,裴寂曾经听他说起过那些“妖言”,可裴寂却没有及时上报。也就是说,裴寂犯了知情不报之罪。

有关部门查到了裴寂头上,裴寂当然矢口否认。但法雅却死死咬住他不放,令他百口莫辩。最后杜如晦从容结案,裴寂罪责难逃。

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,这是一桩十足不合常理的案子。

首先,一个无关紧要的和尚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牢骚怪话,居然把兵部尚书杜如晦都惊动了,这不免有些杀鸡用牛刀之嫌;其次,杜如晦除了兵部尚书的身份外,还是皇帝李世民的心腹重臣,这就更容易让人产生微妙的联想;最后,单凭和尚法雅的一面之词就认定裴寂有罪,似乎也显得过于草率。毕竟裴寂的职位是三公之一的司空,虽说没有掌握实权,但也是堂堂的开国元勋,如此草率将其定罪,其背后的真正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。|||||

说白了,这就叫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。

而裴寂比任何人都清楚,真正找他麻烦的人不是什么和尚法雅,也不是什么兵部尚书杜如晦,而是天底下最有权力的人——皇帝李世民。

尽管明知道李世民不能容他,可裴寂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,央求皇帝让他留在京城养老。

然而,他的要求遭到了李世民的一口回绝。

不但一口回绝,而且李世民还借此机会痛痛快快地数落了一番。

数落的对象不仅是裴寂,还包括李渊。

李世民说:“计公勋庸,安得至此?直以恩泽为群臣第一。武德之际,货贿公行,纪纲紊乱,皆公之由也。但以故旧不忍尽法,得归守坟墓,幸已多矣!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三)这段话的意思是说:“要论先生的功勋,岂能擢升到如此高位?你不过是蒙受太上皇的恩泽,侥幸在群臣中位居第一而已。武德年间,贿赂公行,朝纲紊乱,问题都出在你的身上。只因念在你是故旧,不忍心依法处置,你能活着回到家乡,已经是万幸了!”

李世民都把话说到这分上了,裴寂还能怎么办?

他当然只能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人。

不过,裴寂离开长安的时候,其实内心还是有一丝庆幸的。

因为李世民说得没错,能让他活着回老家,确实是已经法外开恩、手下留情了。换句话说,就算李世民找个更严重的罪名砍他的头,甚至是抄他满门,裴寂也不敢说半个不字。

在凄凉的返乡路上,裴寂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当年的刘文静——同样是首义功臣、开国元勋,一朝不能见容于皇帝李渊,便落了个身败名裂、家破人亡的下场;倘若今天的李世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,那裴寂很可能会死得比刘文静更难看。

所以,没有步刘文静之后尘,得以全身而退,保一个善终,裴寂实在是要谢天谢地了。

李世民将裴寂逐出朝廷不久,就将刘文静平反昭雪,不但下诏追复了他的官爵,让其子刘树义承袭了鲁国公的爵位,还把一位公主许配给了刘树义。

毫无疑问,这是对刘文静在天之灵的一种告慰和补偿。

裴寂黯然回到了家乡蒲州(今山西永济市)。本以为离开了长安的是非之地,总算可以安度晚年了,可他断然没有想到,更倒霉的事情随即接踵而至。

无独有偶。上一次疯和尚法雅随口说了几句“妖言”就让他倒了大霉,而这回一个叫信行的狂人又大放阙词,差点要了裴寂的老命。

这个信行是个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,有一次在街上遇见了裴寂的家童,忽然心血来潮地附在他的耳边说:“你知道吗?裴公是有天命的人啊!”

家童把这话告诉了裴府的管家恭命。后来恭命又向裴寂做了禀报。裴寂一听之下,当即吓得目瞪口呆,浑身暴汗。

说他“有天命”,这不等于是说他想造反吗?这可是满门抄斩、十恶不赦的大罪啊!

按照常理,听到这种大逆不道之言,裴寂应该第一时间通知当地官府,将传话的人逮捕问罪,借以洗脱干系。

可是,眼下裴寂根本不敢这么做。

因为他本来就是戴罪之身,如今传播这句话的人又是自己的家童,他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、洗不脱干系的;更何况皇帝李世民原本就愁抓不他的小辫子,要是裴寂主动报官,那无异于自寻死路。

所以,裴寂绝对不能报官。

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——灭口。

当时信行已经死了,于是裴寂就让恭命马上杀掉那个传话的家童。

恭命嘴上唯唯,可一转身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个家童放掉了。

因为他心里另外藏着一本小九九。

恭命是裴寂十分信任的管家,专门负责收纳封邑之内的各种贡赋。经手的钱多了,恭命自然就起了贪念。他前后侵吞了一百万的巨款,并且早已挥霍一空。因此,他这次之所以放走家童,就是准备东窗事发的时候,拿手里的把柄和证人要挟裴寂。

果然,“天命事件”过去不久,恭命侵吞钱财之事就败露了。裴寂怒不可遏,立即遣人捉拿。恭命连忙一口气逃到长安,向朝廷告发了这件事。

李世民勃然大怒,当即宣布了裴寂的四大罪状:“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,罪一也;事发之后,乃负气愤怒,称国家有天下,是我(裴寂)所谋,罪二也;妖人言其有天分,匿而不奏,罪三也;阴行杀戮以灭口,罪四也。”(《旧唐书?裴寂传》)

李世民本来完全可以置裴寂于死地,可很多朝臣替他求情,说裴寂罪不至死,应该发配,李世民最后便把他流放到了静州(今广西梧州市)。

短短几个月之内,裴寂两次遭贬。他万念俱灰地走在山长水远的贬谪之路上,感觉这就是自己人生的末路。|||||

他知道自己终将在这遥远的边瘴之地了却残生。

不久,静州境内的羌人作乱,有人立刻奏报朝廷,说造反的羌人要拥裴寂当首领。

可这一次李世民却没有听信谣传。他很有信心地说:“国家对裴寂有性命之恩,他必定不会造反。”

是的,李世民的判断没错,裴寂没那么傻。即便屡遭贬谪,裴寂还是想尽力保住自己的晚节;就算不替自己着想,他也要为子孙后代的富贵和前程着想。所以,为了平息谣言,同时为了表明自己对朝廷的忠心,裴寂毅然披上戎装,率领家丁平定了羌人的叛乱。

裴寂最后的表现终于换取了李世民的谅解。

他随后就接到了一道征召他还朝的诏书。

然而,年老多病又频遭变故的裴寂已经不可能回长安了。接到诏命的几天后,时年六十的裴寂便在抑郁而苍凉的心境中一病而亡。

尽管裴寂最后得以善终,并且保住了晚节和子孙富贵,但是相对于武德时期所享有的荣宠,他的晚年可以说是相当不幸的。

其实人们不难发现,裴寂晚年不幸的根源,绝非出于什么和尚法雅与术士信行的所谓“妖言”,而是在于天子李世民。

人们或许会认为,这是因为李世民心中深藏已久的某种报复心理。道理很简单:从晋阳起兵之后,裴寂就经常与李世民意见相左,双方的关系一直不太融洽;武德二年,李世民的心腹刘文静又遭裴寂排挤,并一举被诛;到了武德后期的夺嫡之争中,裴寂又一直站在李建成一边反对李世民……所有这一切,难道不值得李世民报复吗?

可是,难以理解的是,李世民在天下人面前一贯表现得宽容大度,为什么唯独会对裴寂存有报复心理呢?他即位之初,曾以既往不咎的和解姿态赦免了数以千计的前太子党和所有政敌,从而赢得了天下人心,可为何到了时过境迁的贞观三年,却仍然不放过裴寂呢?

其实,李世民对裴寂的所作所为,绝不仅仅是出于报复心理,更主要的是出于某种潜在的政治需要。

这种政治需要并不是着眼于过去,而是着眼于现实。

那么,对于贞观三年的李世民来说,什么才是最现实、最迫切的政治需要呢?

答案只有一个——正位太极宫。

武德九年八月,李世民即位的时候,由于李渊还住在太极宫中,所以他只能在东宫的显德殿举行登基大典。时至贞观三年,身为皇帝的李世民不管生活起居还是治理政务都仍然还在东宫里面,这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他觉得好受,况且也有名实不副之嫌。考虑到李世民夺嫡继位又是采用了非正常手段,本来就已存在某种“合法性危机”,而始终不能正位太极宫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危机。

所以,李世民必须尽早进入太极宫,不管采用什么办法。

但是,李渊毕竟是太上皇,只要他一日不挪窝,李世民就搬不进去了。

这是李世民在贞观初年所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。

该怎么办?

最好的办法,当然就是让李渊主动迁出太极宫。因为任何强迫手段都会让李世民招致骂名。可是,要怎么做才能让李渊主动迁出呢?

当李世民若有所思的目光在满朝文武中来回巡视,最后落在裴寂身上的时候,一个巧妙的主意就浮现在他的脑中了。

是的,只有这么干了。李世民对自己说。

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。

于是,贞观三年的春天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样一些不大不小的政治事件:裴寂被逐出朝廷,并一贬再贬,最后死于流放之地;刘文静被彻底平反,子孙得享恩荫;李世民对武德旧政的否定和攻击突然从间接、隐晦转为直接和公开……所有这一切,最后无疑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。也就是说,这些政治事件注定会对某个人造成强烈的精神冲击,在他的内心世界掀起巨大的情感波澜。

这个人是谁?

他当然就是李渊——大唐王朝的太上皇李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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