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治是聪明人的游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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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李靖和尉迟敬德,还有一个初唐名将对李世民的恩威之术也体验得非常深刻。

这个人就是李世勣。

贞观十五年(公元641年)十二月,时任兵部尚书的李世勣突然患病,郎中给他开了一副药方,说必须要用“须灰”做药引子才能治病。所谓“须灰”,就是人的胡须所研成的粉末。李世民听说这件事后,立刻前去探视李世勣,并且二话不说就剪下自己的胡须,把它赐给了李世勣。

可想而知,当李世勣双手捧着这几绺天下最尊贵的龙须时,内心是何等的感激,又是何等的惶恐!

他当即跪倒在地,“顿首见血,泣以恳谢”。

这副药引子的份量实在是太重了!以至于李世勣不但感动得热泪涟涟,而且把头都磕出了血。可即便如此,似乎也远远不足以表达他对皇帝的感恩戴德之情。

李世民宽宏地一笑,说:“吾为社稷计耳,不烦深谢!”(《旧唐书?李勣传》)

史书没有记载李世勣是否因服用这副药而得以痊愈,但是我们不难想见,当李世勣把这碗历史上绝无仅有的“龙须汤”喝进肚子里的时候,内心肯定是无比激动、无比滚烫的。李世民的这几绺胡须就算没有对李世勣的身体发挥作用,也足以在他的内心深处发挥某种神奇的效用。

这种神效就是——一个深受感动的臣子在有生之年对皇帝死心塌地的忠诚。

在李世民的帝王生涯中,恩威之术施展得最典型的一次,是在贞观二十三年(公元649年)四月,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当时李世民已经病势沉重,知道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,于是把太子李治叫到身边,给他交代政治遗嘱。

在李世民的遗言中,主要提到的人就是李世勣。

李世民对李治说:“李世勣才智过人,但是你予他无恩,恐怕难以使他效忠。我现在把他贬黜到地方,如果他马上出发,等我死后,你就重新起用他为仆射;要是他迟疑拖延,你只能把他杀了!”

五月十五日的朝会上,李世民一纸诏书颁下,把时任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李世勣贬为叠州(治所在今甘肃迭部县)都督。

没有人知道在接到贬谪令的那一刻,李世勣心中做何感想。

相信他肯定有过一瞬间的震惊和困惑。

然后就是一阵紧张而激烈的思考。

在皇帝病重、帝国最高权力即将交接的这一重大时刻,自己突然无过而遭贬,这到底意味着什么?

李世勣不知道弥留中的皇帝在想什么,也不知道自己最终的结局究竟是福是祸,但是有一点他可以确定——一切都取决于他当下这一刻的选择。

也就是说,是散朝后直接离开长安,赶赴叠州,还是暂时回到家中,静观事态演变?

走还是不走,这是一个问题。

经过片刻思索,李世勣很快做出了决定——他连家都没回,连妻儿老小都来不及告别,径直揣上诏书就踏上了贬谪之途。

听到李世勣当天就起程前往叠州的消息,即将登基的太子李治长长地松了一口气,而弥留中的太宗李世民也感到了莫大的安慰。

李世勣被贬当月,李世民撒手人寰。次月,李治即位。登基仅三天后,李治就把李世勣擢升为洛州(今河南洛阳市)刺史兼洛阳宫留守;半个月后,又加开府仪同三司、并“同中书门下,参掌机密”;同年九月,正式拜其为尚书左仆射。

至此,所有的人肯定都会为李世勣当初所做的那个决定庆幸不已。

因为这个决定不但让李世民父子避免了诛杀功臣的恶名,而且也为高宗一朝留下了一位忠肝义胆的开国元老和辅弼重臣。假如李世勣当初不是当机立断,毅然离京,而是多一念迟疑,回家多耽搁几天,那么下面这一页辉煌历史,有可能就不会这么快出现。

高宗总章元年(公元668年),李世勣以七十五岁高龄挂帅出征,一举平定了高丽。这个曾经让隋文帝杨坚、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三个皇帝倾尽国力,终其一生都无法战胜的强悍小国,终于匍匐在了须发皆白的老将李世勣的脚下,也匍匐在了大唐帝国的脚下。

此时此刻,唐太宗李世民倘若九泉之下有知,一定会露出一个欣慰的笑容。

因为他在临终前所走的最后一步棋,似乎仍然影响着他身后数十年的历史。

假如当初没有施展那一招先抑后扬、恩威并施的帝王术,李世勣能否对重新起用他的新天子李治感恩戴德呢?假如没有贞观二十三年“乍落乍起”的人生际遇,李世勣能否深刻意识到,只有在新朝再立新功,他才能福禄永固,富贵长保呢?如果没有这一切,李世勣有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在七十五岁高龄创造出平定高丽、鹰扬国威的历史功绩呢?|||||

这些问题或许永远没有答案。

但是有一点我们不难发现——“帝王术”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占据的比重绝对不可小觑,而它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有时也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。

以上这些君臣博弈的故事,都是在李世民和武将之间展开的。那么,在李世民与文臣之间,演绎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呢?

说起贞观的文臣,其代表人物当非房玄龄莫属。

作为后人心目中居功至伟的一代良相,房玄龄对贞观之治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是有目共睹、不言而喻的。史称其“既任总百司,虔恭夙夜,尽心竭节,不欲一物失所……明达吏事,饰以文学,审定法令,意在宽平……论者称为良相焉。”(《旧唐书勣房玄龄传》)

毫无疑问,在贞观群臣中,房玄龄绝对是李世民最信任、最得力的心腹股肱之一。

然而,就是这样一位兢兢业业、一心为公的宰辅重臣,也依然会时刻感受到李世民手中那把“钟馗利剑”的森寒之光。

据《旧唐书》记载,大约在贞观初年,房玄龄“或时以事被谴,则累日朝堂,稽颡请罪,悚惧踧踖,若无所容。”意思是他时常会因某些过错而遭到太宗的谴责,以至于一连数日都要到朝堂上叩头请罪,内心恐惧不安,一副彷徨失措、无地自容的样子。

史书并未记载房玄龄到底犯了什么错。

不过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像房玄龄这种位高权重、深受宠信的臣子,身为皇帝的李世民自然要时常给他念念“紧箍咒”。这一点我们从李靖、尉迟敬德等人的遭遇就可以明显看出来。

也正因此,所以房玄龄有时候就不仅仅是被“谴责”那么简单。只要唐太宗李世民认为有必要,房玄龄甚至会被勒令停职。

按史书记载,房玄龄在贞观年间至少曾经被停职三次。

第一次大概是在贞观十年(公元636年),也就是长孙皇后病重的那些日子。《资治通鉴》称“时房玄龄以谴归第”,也就是说他遭到太宗的谴责,被勒归私宅。长孙皇后临终前,特意为此事劝谏李世民:“房玄龄侍奉陛下时日已久,一贯谦恭谨慎,所有的朝廷机密从未泄露半句。如果没有什么重大过失,希望陛下不要舍弃他。”

此次房玄龄的停职原因史书没有交代,但是有一点我们很清楚——李世民之所以将房玄龄“谴归私第”,绝不是要舍弃他,充其量只是想冷却他。

暂时冷却的目的,当然是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再把他解冻,然后让他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和更加饱满的热情,加倍地发挥光和热。

所以,不管有没有人劝谏,李世民在适当的时候肯定会召他回来。

对此长孙皇后其实也是心知肚明。不过该劝谏的她还是得劝谏,因为第三者的劝谏有时候也未尝不是给皇帝一个台阶下,好让君臣双方在“握手言和”的时候显得比较自然,也显得比较有面子。

比如贞观二十年(公元646年),房玄龄又一次被停职,时任黄门侍郎的禇遂良就连忙上疏,列举了房玄龄对国家的诸多贡献:“玄龄自义旗之始翼赞圣功,武德之季冒死决策,贞观之初选贤立政,人臣之勤,玄龄为最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八)然后禇遂良说,假如不是犯了什么不赦之罪,就不应该把他摒弃;如果是因为他年迈体衰,陛下可以暗示他主动致仕。若非如此,只是因为一些小过失,希望陛下不要抛弃跟随数十年的元勋老臣。

禇遂良的谏言句句在理,当然给足了双方面子,所以李世民很快就把房玄龄召回了朝廷。

但是,并不是李世民每次把房玄龄“赶”回家去,都有和事老出来打圆场。比如房玄龄这次复职没多久,就再一次“避位还家”,史书还是没有说明具体原因,但却记载了这次复出的过程。

这个过程很简单,却很微妙。

再次把房玄龄“谴归”后,一连过了好几天,始终没人来劝谏,李世民不免有些着急。朝中政务繁冗,绝不允许他把房玄龄晾太久,可李世民一时又找不到什么好听的理由公开让房玄龄复职。

该怎么办?

李世民毕竟是聪明人,他很快就有了办法。

这一天,李世民忽然告诉侍臣,说他要去芙蓉园游玩。芙蓉园位于长安东南角的曲江,要去那里必然要经过房玄龄的宅邸。房玄龄得知消息后,立刻命子弟洒扫门庭。子弟问其故,房玄龄笑着说:“皇上随时会驾到!”

片刻之后,龙辇果然“顺道”来到了房府的大门口,然后太宗李世民就“顺便”进来看望赋闲在家的房玄龄,最后又“顺带”用御辇把房玄龄接回了皇宫。

这个故事很经典。

除了表明李世民和房玄龄之间的默契和相知之外,这个故事的经典之处还在于,它告诉我们——政治是聪明人之间玩的游戏。|||||

只有读懂人心,才能读懂政治。

综观李世民跟房玄龄玩的这些政治游戏,我们不难解读出这样一些内涵。

首先,不管是身为皇帝的李世民还是身为宰相的房玄龄,他们心里都很清楚,要把贞观的政治局面玩好玩大,要想建功立业、青史留名,他们两个就谁也离不开谁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他们是伙伴关系;但是,君就是君,臣就是臣,这个界限到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模糊的,所以,他们之间更主要的还是主仆关系。

在这两重关系之下,情况就变得有些微妙而复杂。

作为皇帝的李世民,必须“两手抓,两手都要硬”。一方面,李世民必须给予房玄龄最尊崇的地位和官爵,对他寄予最大的信任,赐给他人臣所能享有的最高恩典,比如把女儿高阳公主嫁给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,又让弟弟韩王李元嘉娶了房玄龄的女儿当王妃,以此加强双方的情感纽带和利益联结。

这些都属于“恩”的范畴,目的是为了赢得房玄龄的绝对效忠。

另一方面,李世民又必须经常玩一些“小动作”,时不时把房玄龄“谴归私第”,晾在一边。这么做的目的有三:一是检验自己对权力的掌控程度,以防被暗中坐大的“权臣”架空;二是借此显示皇权的威严,让房玄龄懂得,君与臣之间,有一道永远不能跨越的界限,所以,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对双方都有好处;三是提醒房玄龄:虽然你很重要,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朝廷离了你就不转了。你应该始终保持戒骄戒躁、谦虚谨慎的态度,永远不能骄傲自大、忘乎所以。

这些都属于“威”的范畴,目的是让房玄龄时刻牢记——我是君,你是臣;政治第一,友谊第二。

其次,对于房玄龄而言,或许一开始对李世民的帝王术还比较陌生,所以在贞观初年一被批评就吓得惶惶不可终日,可他后来就逐渐明白了——皇帝手中的那把“钟馗利剑”尽管看上去有些可怕,可它通常只是起一种威吓作用的,只要你忠心不改,恪尽职守,那把剑就不会真的往你身上招呼。

正因为房玄龄后来弄懂了这一点,所以他自然而然就有了“一颗红心,两手准备”。

一方面,他虽然仍旧对他的本职工作兢兢业业,但却时刻有着被皇帝“谴归私第”的心理准备。他不但再也不会被皇帝的批评吓得寝食难安,而且就算被停职,他也权当是度假。因为他知道皇帝离不开他,朝廷离不开他,所以不管怎么“谴归”都能很快官复原职,一点也不用担心。

可另一方面,他也深深懂得,自己所享有的一切荣宠和恩泽都是天子的赐予,假如稍有不慎,随时有可能被天子全盘收回。所以,必须时刻保持临深履薄、戒慎恐惧之心,越是皇恩浩荡,越是要谦逊辞让。总而言之一句话,做事必须尽职尽责,才能显示能力;但做人必须谦恭低调,才能显示品德。有才有德,才是让领导放心的好下属。

有一件事情,可以充分说明房玄龄的这种“觉悟”。

贞观十三年(公元639年),时任左仆射的房玄龄又被李世民加封为太子少师,不仅肩负国之重任,而且更兼辅弼少主之责,房玄龄大为惶恐,不断上表请辞仆射之职。李世民当然没有批准,而是下诏对他进行了勉励,房玄龄没办法,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到了太子拜师那天,东宫举行了隆重的仪式,一切都已准备停当,可房玄龄却“深自卑损,不敢修谒,遂归于家”。他深感自己不够资格,所以不敢去东宫接受太子礼拜,只好躲在家里,始终不愿露面。

房玄龄的谦卑赢得了时人的一片赞誉。《旧唐书》称:“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。”

这一切当然也被李世民看在了眼里,所以他对房玄龄越来越感到满意。

贞观十六年(公元642年),李世民又进封房玄龄为司空,仍旧让他总揽朝政,并且监修国史。房玄龄再次上表请辞,李世民又下诏勉励他说:“昔留侯让位,窦融辞荣,自惧盈满,知进能退,善鉴止足,前代美之。公亦欲齐踪往哲,实可嘉尚。然国家久相任使,一朝忽无良相,如失两手!公若筋力不衰,无烦此让。”(《旧唐书?房玄龄传》)

这段话看上去好像是普通的慰勉之辞,实则大有深意。所谓“自惧盈满,知进能退,善鉴止足”,其实正是李世民对臣下的一种要求。假如做臣子的都能具备这样的美德,或者说都能谙熟这样的游戏规则,那皇帝自然就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。换言之,臣子越是谦让,皇帝反而会更加信任他,越敢把权力交给他。所以李世民才会毫不避讳地说了一句大实话:“忽无良相,如失两手!”朝廷一天没有好宰相,就像失去了左膀右臂一样。|||||

正是由于对房玄龄的信任,所以贞观十九年(公元645年),当李世民御驾亲征高丽的时候,才会命房玄龄留守长安,把朝政大权全部委托给他,让他“得以便宜从事,不复奏请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七)。

这实际上就是赋予了他皇权代理人的身份和权力。

那么,面对李世民交给他的无上信任和权力,房玄龄又是怎么做的呢?

有一天,房玄龄正在留守衙门办公,有人突然闯进来,口口声声说要告密。房玄龄问他告谁的密,那人说:“告你的密!”

房玄龄一听,连想都没想,立刻命人准备车马,把这个告密者直接送到了前线的天子行在。

李世民听说留守送来了一个告密者,刚开始颇为诧异。因为以房玄龄的能力而论,他是不可能随随便便把皮球踢给皇帝的,更何况此时皇帝还在前线打仗。所以李世民断定,若非出于某种特殊原因,房玄龄是绝不会这么做的。

李世民转念一想,马上就猜出了答案。

他随即命人持刀列队,然后接见告密者,问他要告谁,那人回答说:“房玄龄。”

李世民冷笑一声:“果然!”当即喝令左右,二话不说就把那个告密者腰斩了。

事后李世民给房玄龄下了一道手诏,责怪他不够自信,还说:“更有如是者,可专决之!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七)

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按照规则来玩的政治游戏。

作为房玄龄,虽然被皇帝赋予了专断之权,但是碰上这档子事,他是万万不能专断的。因为这件事实际上是把房玄龄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,那就是——要恪尽一个留守的职责,还是要谨守一个臣子的本分?

如果房玄龄选择前者,自作主张把这个人杀了,那固然是尽了留守的职责,可皇帝过后一旦知道了这件事,会不会对房玄龄起疑心呢?会不会觉得房玄龄过于独断专行,因而对他产生不满和戒备呢?

完全有这种可能。

所以房玄龄宁可挨骂,也必须把事情交给皇帝处理。这么做,一来可以证实自己的清白,二来可以表明自己的忠诚,最后还能向皇帝传递出这样的信息——在任何情况下,他都会谨守人臣本分,碰到必须由皇帝亲自处理的事情,他绝不会越俎代庖。

而作为李世民,他内心对房玄龄这种做法其实是很满意的。他之所以在听到告密者的回答时会说出“果然”二字,是因为他猜出了告密者的来意;而他之所以能猜出告密者的来意,恰恰是因为他了解房玄龄的性格,也知道房玄龄这么做的用心所在。

可即便李世民觉得房玄龄这么做是对的,表面上他也必须“责怪”他,并且重申对他的授权和信任,这样才能展示一个皇帝用人不疑的胸怀。

总之,君臣双方其实都明白是怎么回事,但都要按照游戏规则把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色演好。所以我们说——政治是聪明人之间玩的游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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